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杭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近期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学界在“江南文脉”及人文经济研究方面成果斐然。然而审视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虽有大量关于本土经验的总结，却往往受限于地域性知识的“向下拉力”，缺乏将其上升为国际学术对话层面的理论张力。
学术研究的使命在于寻找适当的范式，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具有广泛价值的文明议题。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江南文明”这一具有历史厚度与全球视野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文化名词，更代表了一种在长江中下游长期演进中形成的、具有独特精神气质与内在逻辑的文明形态。我们需在江南文明的宏大视野下，重新定义杭州文化并探究其世界意义。
一、江南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积淀
“江南文明”是一个近年来备受史学界关注的新概念。它是指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浙一带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社会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现象。
首先在精神特质上，江南文明体现了鲜明的“以人为本”与“求真务实”。其崇文重教、包容理性、精致勤勉的特点，使江南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独树一帜。其次在社会形态上，江南文明展现了高度的自洽性。与中原及北方文化不同，江南地区较早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城市群、复杂的社会结构、繁荣的商业体系以及独特的教育系统。这里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和早期的工业化萌芽，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结合紧密，产业结构全面且富有韧性。
从良渚文明的曙光到衣冠南渡后的南北融合，从安史之乱的人口迁徙到南宋定都后的文化转型，再到明清时期的全球互动与近代面对西方冲击时的变革尝试，江南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杭州是关键、是核心、是枢纽。
二、 杭州的当代使命：向“数智文明”跃迁
在当今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处于江南文明历史核心地位的杭州，面向未来肩负着何种新的使命？应当如何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20多年来，杭州已成功打造了“数字经济第一城”和“数字治理第一城”两张金名片。“数字文化”也突飞猛进，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打造“数字文化第一城”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三个第一城的打造意味着杭州已经开始具备数智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条件，具有成为我国“数智文明第一城”的基础。
第一，数字经济是“数智文明”的基石。没有任何文明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杭州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强劲动能和卓越表现，为其担当新经济文明的引领者提供了可能。未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通过不断技术迭代与产业创新，实现整体性的经济跃迁，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持续保持引领性。
第二，数字治理提供了“杭州方案”。在数字治理领域，杭州的探索因其显著的“人民性”“人文性”“生活与发展主导性”赋予了政治文明以全新的含义，其成功的治理实践具有世界级的样本意义。联合国人居署已将杭州列为全球城市数字治理的典型案例，相关报告已发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杭州城市大脑”率先探索以超大城市运行发展中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切入，调用数据、研发算法、配置算力，有效应用数智技术解决市民的“急难愁盼”等痛点问题，成效明显，社会各方真真切切地具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种具有内生可持续性的新型治理模式，体现了杭州对智能时代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独特认识和重要贡献。
第三，数字文化是数智文明的基本呈现。与数字经济、数字治理这两个领域的影响力相比，杭州的数字文化发展略显差距，但其内在的势能正在蓄积，发展正呈现出了加速度的态势。特别是在网络文学、短视频、游戏等新兴文化产品的生产上，杭州已然是一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城市。未来杭州应当通过政策引导与培育，将传统文化的调性与当代数字技术、当代人的精神需求完美结合，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产品。杭州应扛起“数字文化第一城”的大旗。
三、 差异化定位：构建面向未来的“数智文明”策源地
在江南文明的版图中，杭州与苏州往往被并置讨论。然而在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上，两者呈现出明显的路径差异。苏州依托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构建了一种基于“数智工业文明”的本地模式。
与其不同，杭州基于其江南文明所具有的核心气质——务实、崇文、和谐、包容等，涵育出了具有显著多样性的、内在地实现生活与发展高度协调的城市文化生态，形成了创新性人才聚集的强大磁极。杭州在政治（治理）、经济、文化三个维度的数智化成果正在形成一种统合的整体效应，“数智文明”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在杭州已经呼之欲出。杭州文化的世界意义不在于对古典江南风物的简单复刻，而在于其作为“数智文明”策源地的前瞻性探索。我们要像历史上江南吸引北方士人那般，在今天吸引全球的高端要素与创新人才来到杭州。杭州应当致力于成为“数智文明”的根据地，在江南文明的现代转型中，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一份充满智慧的样本。这不仅是杭州的机遇，更是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