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是一幅家喻户晓的作品。在一间简陋的厨房里，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仆将牛奶从粗陶罐里倒进锅中，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平凡的瞬间，但画家却赋予了这个简单的主题一种宁静和庄重的气氛，令人过目不忘。
和维米尔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样，我们并不太清楚画中这个年轻女子的身份，有人猜测她是维米尔家族的女仆坦内克·埃弗普尔。
女子身材壮实，头戴白色头巾，身穿一件结实且有些污渍的黄色皮革紧身胸衣，蓝色围裙外搭一条厚重的红色羊毛裙，这身装扮告诉观众，这一幕发生在冬天。
桌上的面包篮里有一整个面包，边上还放着将要倒进锅中的碎面包，女仆也许是在准备制作面包布丁。当牛奶从红色的罐中流出，这也成为这幅画中最动人的部分，这些闪闪发亮的白色液体仿佛被时间凝固住。
在墙的左上方挂着一个大篮子，这是个面包篮，女仆会带着它去面包坊。
尽管荷兰北部土壤过于潮湿，不适于大规模种植小麦，但凭借波罗的海的谷物贸易，这个国家仍能充足获取这一主食作物。在典型荷兰家庭中，每日至少有两餐会佐以切片面包，通常搭配黄油或奶酪食用。较富裕阶层日常享用的是由小麦粉制成的“白面包”，而普通民众则多以黑麦制成的“黑面包”作为日常主食。
17世纪荷兰的面包店数量众多，像当时大多数商人一样，面包师通常在自己的家中营业。由于他们的烤箱对邻近的财产构成火灾威胁，因此他们经常在石头建筑中居住和开展业务。
黑面包是荷兰人的主要食物来源。黑面包的价格和质量受到严格监管。一些精明的面包师认为自己的面包价格低廉，赚不到多少钱，因此试图缩小面包的尺寸，这导致当局任命官方监督员来测量和称重商店里的面包，以防止黑心商家短斤缺两。
除了普通的黑面包外，面包师还制作各种品质和口味的面包，官方对白面包和其他优质面包的规定不如黑面包严格。和现在的面包坊不同，这里的面包师被禁止生产饼干、馅饼或糕点，因为它们的生产属于不同的行会。
约翰·迈克尔·蒙蒂亚斯是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将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和计量史学方法应用于艺术史研究。蒙蒂亚斯花费数年时间，在荷兰的档案馆里梳理了关于维米尔的成千上万份原始文件，包括公证记录、财产清单、法庭档案等。
在蒙蒂亚斯搜集到的这些文件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关于维米尔不一样的故事。这是一个画家如何在巨大经济压力下，仍然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的故事。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曾被拍成了电影，并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我们把《倒牛奶的女仆》也想象成一部电影，让镜头跟随着这个女仆。只见她放下牛奶罐，挎着篮子离开厨房，出了家门，沿着旧教堂街一直往前走。
旧教堂街的一边是运河，河上是往来的船只。走了没多远，女仆来到一家面包坊，这是亨德里克·范·比滕的面包坊，维米尔一家所有的面包都是从这个面包坊购买的。比滕是当地（代尔夫特）的有钱人，女仆将挑选好的面包装进篮子，老板比滕拿出账本做了记录。
维米尔和比滕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简单地说，维米尔欠了这个面包坊老板很多钱，足足有726荷兰盾。以当时的物价，每荷兰盾大约可购11磅（1磅相当于0.9斤）白面包。由此推算，这批面包交付总量接近8000磅白面包，如果是黑面包可能还要多。
维米尔和妻子总共育有15个孩子（有4个夭折），这样的大家庭每天可能消耗6至10磅面包，因此这笔债务至少相当于2至3年的面包供应量。换句话说，维米尔已经多年未能支付家庭的面包款。
1675年，维米尔在一次急病后去世，留下负债累累的妻子和11个孩子。维米尔至死，也没能还清他欠下的面包款。1676年1月27日，维米尔的遗孀凯瑟琳娜来到公证处，她将丈夫的一些作品交给面包坊老板比滕，作为偿还面包欠款的抵押品。
今天，维米尔的任何一幅作品都成为稀世珍品。当来自全世界的观众在博物馆中惊叹这些绘画的艺术魅力时，他们是否会想到，这位艺术家曾为购买面包的钱而深感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