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都拥有无线电侦察部队。其中，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推广了中央红军“破译三杰”破译敌军密码的经验。他们不仅掌握了敌人最高层、最直接、最核心的机密，为红二方面军的成长壮大作出特殊贡献，而且为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和整个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毛泽东在接见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司令员贺龙时，高度赞扬了红二方面军。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晕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是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毛泽东这段话，蕴藏着历史深处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湘赣军区“一把手”任弼时亲自破译密电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汨罗人，从小就天资聪慧、积极进取。他5岁跟随当教师的父亲读书，13岁成为长沙长郡中学的高材生。他兴趣广泛，爱好文学，擅长绘画，既能弹钢琴又能拉小提琴。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7岁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21岁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经过血与火的锻炼，他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1927年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12月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1933年6月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任弼时到湘赣苏区后，虽然肩挑党政军一把手重担，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他那时候就知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情报是第一战斗力”。他满怀推广中央红军毛泽东、朱德“建立无线电侦察部队”的先进理念，不仅带来一部5瓦电台，成立了无线电队，而且给大家明确任务：电台除定时执行联络任务外，大多数时间用来侦察敌人动态。在侦察时，他不仅进行具体指导，而且亲自参加破译工作。
红二军团机要科长、译电员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回忆：“1933年6月3日到达湘赣苏区永新后，弼时同志就开始搞情报。主要是弼时同志一个人猜译敌人密码，我帮助他搞译电。弼时同志只要不开会，他就猜。在半年多时间里，他猜出了不少。从1933年6月到1934年2月，共计破译敌军密码10至15种。后因战事频繁，领导精力无暇兼顾，即调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教员王永浚专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红六军团译电员彭富九（新中国开国少将）也回忆说：“任弼时同志身负党政军要职，工作十分繁忙。他不仅亲自抓这项工作的建设，还亲自破译敌人的密码，从中获得了很多重要情报，打了不少胜仗。例如1934年4月5日的沙市战斗，就是他侦获了敌人进攻计划、兵力部署、出动时间和行进路线，我军事先设伏，从而取得了歼灭敌15师之43旅——歼敌600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活捉敌旅长侯鹏飞的胜利。”
尊重科技人才，重用国民党投诚人员
任弼时特别重视从红军内部培养无线电技术侦察人才。他学习毛泽东、朱德从“红小鬼”中层层优选“有文化、可造就”的“数码脑袋”的经验，举办了无线电训练班。一期学员8人，二期学员7人，三期学员6人。这21位“数码脑袋”走上岗位后，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情报和通信保证，其中有5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军。
与此同时，任弼时非常重视改造敌军的技术人才。国民党原63师无线电队队长王永浚1933年5月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任弼时对他进行考察后，聘任他为湘赣军区无线电训练班教员，半年时间就培训出20多名能够上机操作的报务员。
王永浚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为红军侦察破译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在回忆任弼时的时候说：“任弼时在党务、政务、军务繁忙之中，不怕疲劳和困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并破译出若干种密码。其中有一种密码，是西路‘剿共’军的主要秘本，却被一位不从事此专业的政治家任弼时猜译出来，确是一项难能可贵的成就。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是个机要秘书，协助任弼时译了大量的电报，又在任弼时指导下做了部分校译工作。一对贤明夫妇共同掌握一个方面的破译工作，诚属可歌可颂之事。任弼时同志作为一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兼做密码破译工作，成为红六军团乃至红二方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使我十分钦佩和尊敬。”
在任弼时加班加点破译密码行动的感召下，王永浚主动请缨，提出想为领导分忧，要求把侦察台校译后的密电码多复写一份给他破译。获得批准后，他异常激动，当天中午刚接到密电码，晚上就破译出30个字。他废寝忘食，连续奋战到第二天中午，24小时内终于破译出了第一本密电。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都接见并嘉奖了他。之后，王永浚连续奋战，提高速度，有的密电甚至是随收随译。在敌军还在对照密码本反复校译之时，红军已经把破译好的密电送到了军团领导人手中。
在湘赣军区，王永浚陆续破译出普通密码本30种、特密本25种、来去密本5种，为红六军团成长壮大立下了特殊功勋。
通过红色电波“间接侦察”
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
1934年8月，按照中央部署，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西征，打算与贺龙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贺龙的部队没有电台，联系不上。任弼时只好采取“间接侦察”的办法，从破译敌军的密电入手。任弼时让一部“小电台”随他行动，只要发现敌军密电中有“贺龙”动向，就立即研究，紧紧追踪。有好几次，任弼时派出的红军尖兵接近了贺龙的部队，却被错认为是国民党的军队而迅疾脱离。就这样，追踪了78天，跨越湘、赣、黔、鄂四省5000余里，一直到1934年10月4日才追上贺龙的部队。当年因为是急行军，速度过快，身材矮小但随身携带密电码的陈琮英掉队了，幸好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于是她连背带拖地将陈琮英送回了军团部。任弼时见了陈罗英，诙谐地说：“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机要科长啊！”
而这边，贺龙、关向应正想着和红六军团会师，苦于没有电台联系不上。他们也用起了“间接侦察”的办法，国民党的报纸成为他们唯一的消息来源。贺、关看到一条消息说：“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这条消息十有八九是真的，于是立即兵分两路，主动出迎。最终，在黔东印江县木黄镇，凭着缀有红星的一顶红军帽子，两军团明辨出亲人，胜利会师。
1934年10月26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召开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与贺龙等登上了主席台。任弼时指着贺龙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贺龙满脸笑容地向全场指战员敬礼，然后说道：“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满场又是一阵笑声。贺龙接着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任弼时和贺龙激动地握手拥抱。贺龙说：“二军团有两年多的时间（因为电台坏了）与中央失去联系，弄得我们好苦啊！今后对电台一定要保护好！”任弼时得知二军团电台坏了，马上将六军团仅有的两部电台调了一部送去。
11月16日，中央来电指示，决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任弼时为书记，同时成立军区，任弼时、贺龙分别兼任湘鄂川黔军区政委和司令员。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一加一大于二”，两军如虎添翼。他们按照中央部署，把几十万围困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拖进湘鄂西的崇山峻岭，有力地配合了在血战中越过湘江的中央红军得以向贵州遵义挺进。
精益求精，打造“破译尖刀”
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11月7日，他们占领湘西永顺县城，16日在龙家寨打垮湘西军阀陈渠珍3个旅，俘其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随即乘胜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县城。特别让任弼时、贺龙高兴的是，红军在缴获敌军大批枪支弹药的同时，还缴获了一部电台。红六军团又有两部电台了。
任弼时决定精益求精，打造“破译尖刀”。他从无线电大队中挑选觉悟高、技术全面的张有年作为无线电侦察分队队长，任命机要科科长龙舒林兼分队政委，并选送4位精干的报务员（包括破译能手王永浚教官），组成一支短小精干、既能收发电报又能破译密电的一条龙小分队。1935年1月，侦察小分队正式成立，任弼时对他们进行直接领导，行军宿营都紧随任弼时行动。
红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打到了蒋介石的痛处。1935年2月，蒋介石拼凑了80余团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部署六路“围剿”。4月12日，红军从塔卧、龙家寨向北撤退。鄂军第58师172旅贪功冒进、孤军追击，被我军无线电侦察小分队发现，于14日被我军包围。小分队又发现有敌军南逃，红军于是直插陈家河、桃子溪，将南逃之敌58师师部及所属两个旅全歼，乘胜收复桑植县城。5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再次“围剿”。6月到8月初，红军利用根据地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连续在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地与敌激战，歼敌第41师师部和一个旅，生俘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歼敌35师，击毙师长谢彬；击溃陶广纵队约10个团。至此，湘鄂敌军被迫转入防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以失败告终。
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乘胜反攻，占领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县城，根据地和红军队伍进一步扩大。到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酉阳，南至沅陵，北至鹤峰，加上黔东和鄂川边两个游击区，人口达200万。这是红军在长征中建立起来的唯一一块坚持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也发展到4个师12个团，约两万人。（未完待续）
据纵横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