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细菌战战犯被送上法庭
东京审判后，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始终没有中断。
记者在俄罗斯“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官网查到，1949年9月28日，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这些人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对中、对苏作战。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
苏联内务部、外交部一致认为，“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731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提议“立即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司法部和检察院不反对审判。
这项提议获得批准。10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公开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
哈巴罗夫斯克是苏联远东城市，原属中国领土，旧称伯力城，1860年通过《北京条约》被迫割让给沙皇俄国。因此，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也常被我们称为伯力审判。
什么时候审判？当时，日本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日俘遣返问题反复交涉。苏联在塔斯社发消息称，将于1949年内完成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苏联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日俘前，也就是当年年底前完成审判。
这意味着，这场公开审判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
按照当时《苏联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包括追究犯罪、侦查、起诉等阶段，其中追究犯罪和侦查属于审前程序。苏联将涉及细菌战的日俘集中关押在伯力，对其开展了密集侦讯。
佩尔米亚科夫再次参与了这项工作。据他回忆：一大批来自莫斯科的调查员赶来，“审讯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午夜，无论是调查人员、翻译，还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尽。”
审讯过程并不顺利。
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面对苏方质询，以“记忆力衰退”为由，对涉及人体实验的核心指控始终闪烁其词。他甚至公然声称：“根据国际法，为验证生物武器效力而进行的活体实验不构成犯罪。”
审讯记录显示，直到苏联检方出示川岛清、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人书面证词，以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等文件时，山田乙三才终于坦白。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完全清楚这些反人类的生物武器实验，并计划将其用于对盟国的作战中。
最终，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川岛清、柄泽十三夫等12名被告被起诉。宫文婧向记者解释说，“苏联司法部认为，法西斯分子战争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国家犯罪，战犯的惩处须包括战争犯罪的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所以12名被告既有军官也有普通士兵。”
各被告人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和翻译。检方另外准备了12名日本战犯，大多数是低级员工，他们被传唤为证人。
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国家公诉人。这位与石井四郎有过正面交锋，但在东京审判中未能如愿立案的检察官，终于有机会代表苏联在伯力控诉日本细菌战战犯。
12月25日，伯力审判正式开庭。
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剧场。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连剧场二层也坐满了人。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媒记者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
起诉书多达数十页，据说，斯米尔诺夫花了两个小时才读完。全体被告人一个一个地站到台上，审讯在苏联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人之间的一问一答中展开。
“第一天，城里一片寂静。”法庭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曾回忆道，“每天有两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汇报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
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哈巴罗夫斯克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听了一整天。
“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些人感到恶心，有些人服用了止痛药，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表现不尽相同。
在佩尔米亚科夫的印象中，川岛清沉默寡言，关东军医疗行政长官梶塚隆二始终顺从。“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我们对他们的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强国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
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被呈上法庭。全体被告人承认起诉状中所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
通过已解密的伯力审判录音，我们能清晰地听到，在最后陈述中，川岛清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
柄泽十三夫因情绪激动，断断续续地哽咽道：“现在，住在日本的有我的母亲，她已经82岁，还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先前都是靠我所领薪水生活，但是我了解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并对我所犯的罪行深刻悔悟，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法庭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了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力档案中，有一份法医鉴定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宫文婧说。
最终，审判仅进行了6天审议便告结束。
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颁布的第1号法令，对战犯作出两年至25年有期徒刑不等的最终裁决。“苏联在1947年至1950年废除了死刑，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孙家红解释道。
孙家红曾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伯力审判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书中记录了这场审判的后续。据三友一男回忆，他们接到判决书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被驳回，仍然维持了原判。
尽管苏联如此裁决，但随后没有将这些战犯送到劳改营禁闭，而是从伯力城转移至伊万诺沃市郊外的一个乡村，羁押在那里的第48将官收容所。刑期并没有执行完，1956年日本与苏联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
在伯力受审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柄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苏联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其残生。
然而，更多直接参与日本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都逃脱了战争审判，悠然度过余生。（未完待续）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