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伤员通过火车转运中。
恶臭、苦笑脸与截瘫患者
一场7.8级大地震，让24万多鲜活的生命葬身瓦砾之中。地震后，需要紧急救援的伤员多达73万人。在急救站连续工作48小时后，李宗浩接到上级命令，被派往救护唐山伤员的“司令部”——北京远郊一个至关重要的铁路枢纽。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急救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学科。李宗浩作为紧俏的急救医生，被委以重任：检伤分类。这是一个极其严酷的工作，医生必须用最冷静的方式做出最果断又无情的判断。
闷热的货运列车源源不断地从废墟深处开来，车厢里塞满了从死神手里抢出来的伤员。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极度缺乏睡眠的环境下，李宗浩必须在数分钟内判定伤情，快速判断谁最需要优先救治、谁可以等待、谁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并做出留京手术、转送全国、就地观察的决定。
由于震区正值酷暑，伤员转运过来又是三天后了，两种罕见的厌氧菌感染，气性坏疽和破伤风，在伤员中疯狂肆虐。
“气性坏疽，大部分医生只在教科书上读到过，我做急救医生多年，以前未遇到过，如今却在我眼皮子底下发病。”那些病人的大腿和臀部高度水肿、皮肤呈现紫铜色，开放性创口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李宗浩说：“那种臭，我现在都能忆起闻及。”
发生破伤风的病人就更多了。痉挛毒素侵入了他们的神经系统，稍有刺激，便会令他们牙关紧闭、全身肌肉强直抽搐，脸上呈现出特有“苦笑面容”。这种苦笑，也成了李宗浩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最让这位年轻医生心碎的，是那些在闷热货车厢里显得异样“安静”的伤员。
当李宗浩拉开一节闷热的铁皮车厢大门，迎面看到的不是血淋淋的伤口，也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一群表情平静、说话自如的中青年。他们身上看不到累累伤痕，甚至能微笑着询问车外是什么地方。可当李宗浩俯下身去抚摸他们的肢体时，他的手颤抖了，这是一整车厢的截瘫伤员。
“大夫，这里是什么地方？”一位30多岁的妇女轻声问他。
“这是首都远郊的一个火车站，中央指挥部在这儿。”李宗浩温和地回答。
她高兴地笑了，转头对同伴说：“我们快到北京了，真想到天安门去看看……”
可下一秒，她的脸色闪过一丝凄凉的苦笑。旁边另一位妇女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看护人员说：“我的身体像分了家似的，腰底下什么都不知道。”
这句话像一道雷电，击中了李宗浩的心脏，他不得不迅速走出车厢，站在铁轨旁，任由泪水夺眶而出。急救常识告诉他，这些截瘫者，并不都是地震直接造成的。
地震容易造成脊柱骨折、脱位，如果悉心照顾，可以恢复。倘若患者在废墟中被热心却缺乏医学常识的救援人员“拽”出来，或者转运过程中过于颠簸，都会造成无可逆转的脊髓损伤，酿成终身瘫痪。
唐山大地震后，28天里，就将10万名重伤员通过空中和铁路转送到全国各地救治，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和运输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但一想到3817位截瘫患者，李宗浩便坐立难安。
20年后的1996年，在李宗浩主持的“纪念唐山抗震救灾20周年救援医学报告会”上，当年的幸存者、因高位截瘫而坐了20年轮椅的女护士张胜兰，含泪说出了一段让全场肃静的真相：
地震前，张胜兰就曾护理过一位19岁的年轻战士。小战士在挖防空洞时砸伤了腰，连长和指导员心急如焚，一人抬肩、一人抬腿，只用了10分钟就把他抬到了急救室。可正是这种看似迅速的“对折式”搬运，导致小战士原本只是轻度挫伤的脊髓彻底横断，变成了终身截瘫。
张胜兰自己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地震中，她颈椎受伤陷入昏迷，家人冒着余震把她从窗口硬拉出来，用一辆没有采取任何固定措施的卡车，在剧烈颠簸的道路上颠了80多公里。到了医院，一位缺乏灾害急救常识的外科医生在没有进行任何X线检查的情况下，盲目认为她是颈椎错位，蹲在她的头前，让人压住她的双腿，用双手托住她的下颌用力往上拉，并左右晃动。一阵剧痛后，张胜兰再度昏迷，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
“如果当时搬运方法正确，如果卡车上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措施，如果那位医生不盲目地治疗，也许我现在会好得多。”张胜兰在轮椅上的感叹，让李宗浩更加难以释怀，直到2001年，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立，李宗浩参与了队伍的医学培训工作，对预防截瘫千叮咛万嘱咐，这才稍感心安。
“唐山大地震的电影文学我都不忍看，但我不停地反思，20周年、30周年时还要搞纪念活动，这都是为了明天。21世纪，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截瘫的发生都大幅度减少了，这就是文明阳光的力量。”（未完待续）
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