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的交易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日本的细菌战活动了。1945年战争甫一结束，美国国防部便派先遣队乘坐“斯塔吉斯号”抵达横滨。
这是第一批抵达日本的人员，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就在其中。他的使命是找到石井四郎，获取细菌战情报。
桑德斯先后审讯了731部队核心成员内藤良一、金子顺一等，掌握了731部队的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的图纸等。但直到他向美国国防部提交报告时，仍未找到石井四郎。
东京审判开庭后，随着一批批战犯先后被逮捕，731部队核心成员已是惊弓之鸟。他们太清楚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如果公开审判必然是重罪。
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于1945年11月在家乡办了一场葬礼。美国情报部门很快得知，石井四郎是“假死”。几个月后，美国情报部门通过各种途径，终于发现了石井四郎的踪迹。
1946年2月，美国国防部随即派底特里克化学与细菌战基地的汤普森中校赴日本，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在此期间，汤普森还对另外20多名石井四郎的亲信人物进行了讯问。
也就是说，在苏联提出引渡石井四郎之前，美国已经有两任调查官对日本的细菌战进行了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情报。但美国人不清楚的是，苏联人手里到底有几张牌。
随着冷战序幕悄悄拉开，美苏围绕日本细菌战情报，展开了一场博弈。
“美国试图主导东京审判，必须得到苏联支持，所以明面上妥协。暗地里，美国希望独占日本细菌战情报，又担心苏联穷追不舍造成情报被迫公开。”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彦君告诉记者，当时，针对苏联请求讯问石井四郎一事，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等通过多封函电，不断讨论应对策略。
2011年，杨彦君曾与课题组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机构，调查了美国解密的731部队细菌战档案。其中就包括这些军事函电。
通过这些函电，杨彦君发现，美国各方反复商讨后，拒绝将石井四郎等移交苏联，但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美苏联合讯问。美国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下不为例”。
话虽如此，为了抢到细菌战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为第三任调查官，到日本先行讯问了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成员。美国授意，不能将重要情报透露给苏联，并且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
1947年5月，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的监听下，讯问了石井四郎、大田澄和村上隆等。
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曾对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进行了录音采访。据春海口述，当年苏联人会见的情况极富戏剧性：“讯问前（美国人同父亲）商议，这能说那能说。美国人很是亲切的样子，反反复复地叮嘱。”
杨彦君看过斯米尔诺夫讯问石井四郎的记录。“石井经常以‘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想象’‘无稽之谈’来搪塞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试图用大量反问句对其质问，但毫无效果。石井最后竟然声称：‘我们从未想过准备细菌战，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是防御性措施’。”
就这样，斯米尔诺夫几乎一无所获。“石井四郎的口供内容，甚至没有超出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的证词。”杨彦君说。
而在美苏的明争暗斗中，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成员意识到，他们手中掌握的以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可以成为逃离战犯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
关于“书面豁免”，美国各机构之间又展开了一番讨论。
杨彦君告诉记者，美国国防部、远东司令部等几经商讨，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细菌战、人体实验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日本人书面豁免权。”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所说：“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事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进行交易。”哈里斯认为，美国许诺免责的行为，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参与了战争犯罪。
美国虽然没有给石井四郎等出具书面豁免，却“说到做到”，不遗余力地给他们“保命脱罪”。
其实，除了苏联的调查，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后，国际检察局特别强调需在华获取关键证据。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专门前往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与取证，明确将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等，向萨顿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这些报告被萨顿汇编为《来自中国的报告：细菌战》，成为东京法庭检控日本细菌战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了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萨顿的指控。
最终，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四郎等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
石井四郎等也“忠实地”完成了使命。他们向美军提供了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及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幻灯片等。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即炭疽菌报告“A报告”、鼻疽菌报告“G报告”、鼠疫菌报告“Q报告”。
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中写道：“这是日本科学研究人员花费几百万美元历经数年获得的研究成果。这些数据都是通过接种细菌传染病病原体获得的人体感染率，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美国）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为获得这些数据，我们花费了25万日元，但是这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日本细菌战情报博弈也就此终结。对于美国人庇护石井四郎等逃脱审判、独享细菌战情报的做法，苏联人心知肚明，且耿耿于怀。
不久，苏联决定发起独立审判。（未完待续）
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