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李宗浩医生站在北京急救站门前。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颤。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重工业城市，几乎化为废墟。那天，37岁的急救医生李宗浩是北京急救站总值班，随后，他奔赴一线，执行现场救灾中最重要的环节——检伤分类。
面对那些因灾害和救援不当造成的截瘫病人，面对那些被罕见感染折磨致死的伤员，这位年轻医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彻骨的无力感。正是这种无力感，驱动他以近乎执拗的方式奔走呼吁，最终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医疗急救中心，促成了全国统一的“120”急救电话的启用。
这是一段从废墟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现代急救史。
地震中的北京一夜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北京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大街63号，一座平房小院在“咯咯”的巨响中猛烈颤抖起来。“咯咯”声来自厚重的玻璃屋顶，黑暗中那刺耳的声音，仿佛整个“玻璃大厅”都会随时粉碎。
唐山大地震当晚，这里是北京市唯一的急救机构。
1950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成立了一个“急救组”，只有几位医生护士和三辆美国军用的旧救护车，算是北京急救事业的开端。1955年，南池子大街一所耳鼻喉医院改建成北京市急救站，“玻璃大厅”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的。
到1976年，急救站的条件仍十分简陋，只有十几辆破旧的国产救护车，每辆车内仅配一副帆布担架；急救站的二十几名医生、护士分成4个组轮流值班，接听整个北京仅有的一部紧急呼救电话555678。
在被称为“对打铁”的轮班制度下，医护人员每个班次要高强度地工作24小时。接到电话，他们便背着氧气袋、急救包奔赴“现场”，或是城内的小胡同，或是远在郊区的山村，如果赶上夜班到郊区，肯定是“一夜不归”。那时候山路坎坷不平，在“老牛破车”里摇晃颠簸几小时是家常便饭。
7月27日早8时换班后，37岁的李宗浩开始担任急救站的总值班。他守着电话，调度6辆救护车和4位医生，被同事们称为当天的“司令”。
这一天，天气闷热，急救电话不断，李宗浩一直忙到凌晨3点，才窝在值班床上眯了一会儿。虽然是一天中最疲惫的时刻，但突如其来的晃动，还是让他凭借职业本能一跃而起。值班室门外，医生、护士和司机纷纷冲出房间，挤在狭窄的玻璃大厅和天井小院里，喊着：“地震了！地震了！”
他们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急救人员，而且多数人刚参加过邢台地震急救，作为总值班的李宗浩，更是业务能手。经过简单部署，医护便迅速各就各位：李宗浩继续守电话，其他医生检查急救包，并把夹板、绷带等外伤抢救器材备好，司机把临街的一排车库大门打开，随时出发。
急救电话开始此起彼伏地打进来，呼救的多是天安门以东一带，越往东情况越严重。老旧房屋倒塌的受伤者、受惊恐发作的心脏病老人……痛苦指向这里，但偌大的北京只有一条急救线路，很多求助，都在急促的占线音中落空了。
即便是能打进来的幸运者，6辆国产救护车的运力也是杯水车薪。在这个地动山摇的黑夜，急救站越发显得捉襟见肘，让电话边上的李宗浩干着急。
急救站外，南池子的居民正陆续从家中涌上街头，汇成一股股人流，流向几百米外的天安门广场。
地震是突发，又在凌晨，人们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不免惊慌、惊恐。散见于口述中的北京地震记忆，交织着慌乱、温情与荒诞，但在医疗卫生系统，却是险象环生。
朝阳医院的金大鹏大夫正在五楼手术室做阑尾切除手术。当阑尾切掉就要关腹的时候，突然，伴随着强烈的声音，大楼抖动起来，无影灯摇晃着，手术室的白瓷砖一块一块地往下掉，地震发生了。
“有我在，就有病人在。”几位医护人员似乎想到了一起，不约而同扑上来，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病人。晃动稍停，金大鹏沉着地把手术做完。这时，许多职工已经从四面八方赶到医院，大家背的背、抬的抬，只用20分钟，就把住院的400多个病人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北京虽未受重创，但震感强烈、余震频发，加上当时地震预报能力有限，全市迅速进入紧急状态。28日清晨，已经24小时无眠的李宗浩，又主动留下来，加入下一个24小时的急救。
为了安全计，急救站在附近的天安门广场东侧支起了帐篷，开来的急救车就停在那里，成了临时设在天安门广场的急救站。这恐怕是唯一一个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办公的公立医疗机构。在急救站周围，许多居民也搭起防震棚，并持续数月之久。
50年后，回忆起这一夜时，87岁的李宗浩说，急救站的窘境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中国没有现代化的急救系统。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急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医院有急诊，但急诊是病人自己到医院；城市有救护车，但救护车只是“带轮子的担架”。从灾害现场到医院之间，存在着一片巨大的空白。
“应对大灾大难，城市必须建立现代化的急救机构与体系，这让我的事业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变，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一夜后，他开始重新打量自己工作了十多年的急救站。（未完待续）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