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他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毕业后，1912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担任国际安全区总稽查。目睹日军暴行，马吉感到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痛苦”，他拿起了以前用于拍摄福音传播的贝尔牌16毫米家用摄像机，在鼓楼医院一带拍摄纪录片。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摄影摄像绝对禁止。马吉牧师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日方败诉。审判中有一件重要证据即是马吉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有当时才8岁的夏淑琴。她被日军连刺数刀昏死过去，待她醒来时全家9口有7人惨遭杀害，只有她和年仅4岁的妹妹侥幸生还。当年，夏淑琴和妹妹到难民区进行难民申报。她的悲惨遭遇引起了马吉的注意。马吉去了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的现场，用摄影机摄下惨状。70年后，马吉拍下的证据为夏淑琴讨回了公道。
马吉的纪录片有4份拷贝。送到英国的拷贝，被传教士穆里尔·莱斯特小姐带到了日本放映，但很快遭到禁止；1938年4月，拉贝回到德国柏林放映了马吉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观看了这部片子，“盟友”日本的兽行令戈培尔都震惊，据说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镜头时，他还呕吐了好几次。
1953年，马吉牧师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马吉牧师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2000年8月2日，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辛德贝格和京特
送抗日名将廖耀湘过江
在马吉拍摄的录像中，有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丹麦人辛德贝格协助马吉完成的。1937年11月，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正准备运营，传来了淞沪失守的消息。工厂进行了紧急疏散，但机械设备无法运走。设备来自德国和丹麦，德国是日本的同盟，丹麦是中立国，董事会成员请求两国以债权人身份派员入驻。于是两国分别派来了卡尔·京特和辛德贝格两个员工。
江南水泥厂外侧有一道有刺的篱笆墙，宽一尺，还有一条约10米宽的护厂河。日军进城后，难民蜂拥而至，辛德贝格和京特决定把这些难民收容下来。他们设立了一个工厂保护区，面积甚至比南京城内的国际安全区还要大。1938年3月，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题为《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文中引用辛德贝格这样一段话：
“我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一面约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从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我想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遭到日本兵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手榴弹炸伤，辛德贝格决定豁出去了，骑着摩托车带孩子进城，闯关成功，把孩子送到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手中。威尔逊不仅及时救治了孩子，还给了辛德贝格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京特出生在中国，知道中国人信任中医，于是想办法请了几个中医，就这样，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附近有一个栖霞寺难民营，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20多名和尚代表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请求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再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栖霞寺难民营当时有一个重量级“难民”——抗日名将廖耀湘，南京失守后他来不及撤退，搭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索，藏进栖霞寺。后来，栖霞寺的和尚与辛德贝格和京特取得联系，他们偷偷将廖耀湘安全转移到长江北岸。
东京审判出庭作证
在救助难民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成员受到日军威胁甚至殴打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记录：1937年12月16日晚上，贝德士被喝醉的士兵从床上拖起；18日，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被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12月16日在阻止日军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1938年1月9日晚上在自己住所附近被士兵用刺刀威胁。医生威尔逊12月18日遭手枪威胁，12月21日中午“差一点被枪杀了”……
据社会学教授史迈士记录，一天晚上，传教士们坐在一起吃晚饭，有几个人说：“我们之中谁最先被杀死，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使馆门口放着。”有几个人则说：“我愿要么做那个被抬的，要么去抬别人。”
这些国际友人万幸度过劫难，他们最终等到胜利，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5日，马吉牧师在东京出庭作证，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放映了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很多马吉拍摄的镜头。
美国医生威尔逊，大屠杀期间在鼓楼医院独自承担全部外科手术，胳膊累肿了也不能休息。他还坚持几乎天天写日记。他在东京审判书面证词中写道：
“日军入城后不久，送往鼓楼医院救治的平民人数急剧上升……日军针对城中平民的暴行在持续六周多后才开始减退……我保证以上所述完全属实，1946年6月22日。”
贝德士在法庭上指出，国际委员会在大屠杀持续6个星期内送交日本大使馆70个报告，具体记载了数千起暴行案件。在最初三周，他本人也几乎每天带一份报告前往日本使馆，而这些报告的内容迅速经使馆送往东京，外相广田宏毅、上将松井石根、参谋长武藤章等高级官员不可能不知晓。1948年11月4日，这三名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完）
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