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自行车宣传队
12月18日，北平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棒刀砍”的消息，刊登在《大美晚报》上。身居上海的鲁迅读罢报纸，复杂心情溢于言表：“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鲁迅先生当然赞赏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可他对当局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只担心这次学生又会像“三一八”惨案那样，遭到血腥镇压。先生的担忧不无道理，“一二·一六”大游行中，镇压比“一二·九”更厉害，仅被打成重伤的就有297人，黄华等20多人被捕。
然而，青年就如同鲁迅所说的那石，他们相互激荡而生的火种，正在华北大地成燎原之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被迫延期，学生们请愿之后示威，示威之后，已经掀起的抗日救国运动要走向哪里？
12月16日晚上，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的一间昏暗小屋里，彭涛、郭明秋、姚依林等了许久，黄敬终于拖着染血的裤腿匆匆赶来。险些挨了军警大刀的他率先提出，扩大“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影响，分三路徒步南下扩大宣传。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无计可施，干脆宣布解散平津学联，提前放寒假，还限令学校指派“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聆训”。这一招确实毒辣，学生放假一回家，力量自然分散了，但黄敬的主张正好可以把学生集中起来。
1936年1月4日，500人左右的平津学生骨干，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兵分四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被保释出狱没几天的黄华，率领其中的第三团，突破特务和军警的监视，从蓝靛厂启程。
曾经沉默的青年于光远，走在第三团第一大队的最前面，担起先遣小队的任务。他和其他四名同学一起探路，提前到过夜地点打点食宿。于光远后来回忆，出发前有人劝他不要去，“这个团是共产党组织的”，那人却不知，他想找的正是共产党。
高鼻深目的美国留学生费瑞恩属于第三团第二大队。为了参加南下宣传，他不得不以美联社特约通讯员的身份随团，还得用中式长袍把自己的皮夹克罩住，免得成为百姓围观的焦点。他也像通讯员一样，如实记录了这一路的所见所闻。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从良乡到琉璃河，从涿县到固安，“在华北大平原上，每隔三五里，就会看到一个树木丛生的小村落。宣传团逐个跨过这些小村落时，总是唱着歌，喊着口号，脚下荡起一股股滚滚尘埃。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农民驻足观看，就会有学生往他手里塞一把五颜六色的传单。”遇到大一点的村子，宣传团就停留下来，有时干脆花上一整天开群众大会。同学们似乎不知疲倦，《时事打牙牌歌》《工人歌》的歌声不断，《打回老家去》《别买日货》等话剧轮番上演。
宣传团原计划徒步到南京，考虑到经费有限，遂将目标改为保定。与此同时，一支更为特殊的队伍早已踏上征程——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他们的目标是南京。
自行车队的副队长，是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相识于“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里。多年以后，他还对作家孙晶岩津津乐道，“一二·九”运动是他们的媒人。
钱伟长不是共产党员，但看到北平学联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当即贴出第一张海报，为南下宣传团的先遣队伍——自行车队招募队员。
1931年初入清华时，钱伟长身高只有1.49米，是全班最矮的一个。没想到，在马约翰教授的几年特训下，居然练成了清华越野队“五虎将”之一，身高也长到了1.65米。既是越野队、田径队、足球队的知名运动员，又是物理系研究生，大家一致推他领衔自行车队。
1935年12月25日清晨，比平津学生大规模南下还要早10天，自行车队齐集学校大礼堂前。车队唯一的女生吴瀚活到了107岁，她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有的背着军用水壶，有的斜挎着军毯，虽说都是简装打扮，但式样和色彩各异，很像一支刚组织起来的游击队。”
学生“游击队”没想到，第二天一到天津，就被军警包围了。还是北洋大学的同学凌晨三点来报信，大家才从后门逃过一劫。为躲避追堵，自行车队避开大道，沿着结冰的运河骑行。临近黎明时，忽听“咔嚓”一声，小高同学不慎掉进了冰窟窿，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他才免于没顶之灾。获救的小高浑身湿漉漉，寒风一吹，瑟瑟发抖。
为了给他找地方烤火，大家找到一间茅屋，开门的是位老大爷，可他说什么也不让同学们进门。大家一再恳求，老大爷才答应让女生吴瀚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老大娘一早穿着出去拾柴，女儿只好围着破棉絮蜷缩在炕角。那时，清华学生大多出身中产家庭，生平第一次目睹老百姓如此悲惨的生活，不由深深震撼。
老大爷最后还是让小高进门烤了火。再次出发后的自行车队，被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上了深刻的一课又一课：在唐官屯，有队友发烧病倒，大家想找老乡借一条棉被，跑了几十户也没有借到，农民连一条完整的棉被都没有；到沧州时，正值日本人要修沧石铁路，他们毫无顾忌地占农田、拆民房、挖坟墓；到山东德州时正是元旦，车队上街宣传，一位崇德女子中学的同学坚决要求参加车队，原来，她是东北流亡学生，背井离乡好几年了。
1936年1月13日，历经千里的自行车队终于抵达南京。顾不得歇脚，大家当天就联络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准备共同抗议15日的“聆训”大会。然而，14日中午，一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自行车队的住处。失去自由的同学们，最终被军警绑架似的，押上了北上“专车”。不久，计划在保定会合的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也陆续被军警遣回北平。
但这并不是终点。在北平学生呐喊过的街头，在爱国青年丈量过的土地上，抗日的火种已然撒下，这些火种一触即发，终将燎原。
蒋南翔在一首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自述诗中这样写道：“星星地下火，曾为举火人。”1937年，当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中国，星星之火，已然燎原，曾经的“举火人”纷纷奔赴抗日战场，汇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完）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