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横古三木
年前，突然接到杭州颖姐电话，问我能不能打听到她父亲在老家茅塘村的好友乃东在哪里，她想过了年，趁着正月，去看看他。
看来，她又在思念父亲了。颖姐的父亲叶光文叔叔，前几年过世了，颖姐想念父亲时，便会跑去茅塘走走父亲走过的路，见见父亲生前好友。
“光文、光文”——自小我便常听父亲提起这位茅塘叔叔。他在茅塘村出生、长大，后来在杭州做了火车司机。那时，大家的亲戚朋友一般全在周边山村。光文叔叔在杭州工作，便成了我们那一带小山村的名人。我老家义乌大畈村和诸暨茅塘村在饱饥岭的田地交错在一起，大伙干活时彼此打招呼，两村的人和事，也彼此熟知。
光文叔叔的童年，藏着一桩传奇往事。三岁那年，他偷喝家里的米酒，不慎掉进酒缸，挣扎许久灌了一肚子酒，险些丢了性命，幸好被邻居发现及时救起。稍大些，村里的小伙伴都爱跟他玩，他嘴馋，却也大方，总把家里好吃的拿出来分享，花钱更是大手大脚，过年的压岁钱转眼就花光，母亲还戏称他是“败家子”。
光文看着性子粗憨，父母却瞧出他脑子灵光，送他读了书，在诸暨暨阳中学念到了初中毕业。听父亲说，光文叔叔的父亲三代单传，到他这里，生了两个儿子，光文叔叔是老二。建国初期划分阶级成分，因家境殷实，他家被划为茅塘唯一的富农，在村里常常挨批斗、受排挤。
1955年，国家到农村招工支援城市建设，硬性要求是初中毕业。茅塘根正苗红的人不少，可符合文化要求的，只有光文叔叔，那年，他23岁。招工之初说是去西安面粉厂，之后才知道是分配到杭州火车站工作。消息传来，举家欢腾——“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是人人向往的地方。
光文叔叔最初的岗位是司炉工，一锹煤二三十斤重，一般人铲几分钟就需换人，可这对整日握锄头的他来说，竟觉得很惬意。他跟父亲说:“出点汗算什么，随时有水喝，不用晒大太阳，冬天炉边还暖和，跟着火车司机还能学点本事。”
有一次，浙赣线上，郑家坞到金华有一段上坡路，火车爬坡时需不停铲煤，丝毫不敢松懈，否则极易倒溜，老司炉工都称这是“鬼门关”，两个人轮流铲煤都得掉半条命。可光文叔叔不一样，他能一个人弓着腰，挥着煤锹坚持二十多分钟，汗珠子砸在炉门口滋滋作响，直到火车爬上坡顶，发出长长的、轻松的一声鸣响，他才直起身子，接过司机递过来的水。
能吃苦、肯卖力、靠得住，光文叔叔的名声很快在路段上传开，人人都喊他一声 “叶师傅”。凭着这股韧劲，他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了一名火车司机。
光文叔叔的性子随母亲，耿直坦率，不会拐弯。因富农身份，婚恋也不断受阻，直到31岁碰上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的纺织工人，见面后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不久便结了婚，婚后诞下两女一子。老三玲芝寄养在大畈我叔叔家，玲芝比我小两岁，经常一起玩。直到上学的年龄了，玲芝才被接回杭州去。那些年，大畈、茅塘的很多乡亲去杭州，无论是看病、旅游还是找零工，第一站必定是光文叔叔家，吃住全由他招待。
每逢过年和清明、冬至，光文叔叔回乡祭祖，大畈、茅塘的乡亲都会争相请他喝酒。我第一次见到光文叔叔，是在小学放学回家路上，石板桥边。见大人们围着一位满头白发的中年人，高鼻方脸，肩宽腰直，脸色通红，笑声朗朗，和乡亲们拉着手亲热交谈。我喊了声叔叔，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了句：“小伢儿，读书要认真。”
1984年的暑假，我首次去杭州看望在浙大念书的二哥，又特意去看看光文叔叔。他家在宝善桥新桥横街，我和二哥按着地址找去，经过一座拱桥，穿过一条窄长昏暗的弄堂，又拐了几个弯，才终于找到。那是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平房，被隔成里、中、外三间，厨房就在进门的右手边。一溜平房里不知住了几户人家，外面一个公共卫生间，里面黄色的屎尿横流，要踩着砖头才能进去方便。颖姐说，那是父亲的职工宿舍，一家五口，在那里一住就是22年。当时，铁路工人的住房条件在杭州算好的。
光文叔叔的三个孩子，个个有出息，都在金融系统工作。玲芝参加工作后，常来大畈看望我叔叔，以前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总要塞红包给我父母亲。
2018年，我在杭州工作了2年。在玲芝的陪同下，去过两次光文叔叔家。那时，两位老人已住进钱江新城的高档小区，家里装有地暖、中央空调，四季如春。光文叔叔依旧一头银发，密密的，双眼有神，和四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听力差了很多，也不再喝酒了。
2023年，光文叔叔九十岁，弥留之际，攥着女儿的手，含糊地说:“昨晚毛主席来医院了毛主席还握过我的手。”满脸欣慰。
今年大年初三，颖姐夫妇由她表哥茅塘庄主陪着，找到了父亲生前好友乃东，之后又来到大畈我叔叔家，邀我去坐了一会儿。说起她父亲如何培养她读书、如何教她努力工作，颖姐总是止不住地泪流。
我耳畔似乎又响起了父亲“光文，光文”的声音——他就是从茅塘这样的山村走出去，为乡亲们打开了一扇望向城市的窗；也是从城市那边，照进山里的一束光。
父亲离世整整十周年，如今，光文叔叔也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哥俩，终于又能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