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一汽当参考， 让他们早日研究出更高级的中国小轿车”
20世纪60年代起，凡属大的活动，无论是党的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事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就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了，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风光得很。”
后来，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宾士车，有关部门想给周恩来换宾士车坐，周恩来严肃地说：“那个宾士车谁喜欢坐谁就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咱们国产的‘红旗’。”他常常说：“我们国家底子薄，还是一穷二白，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外汇很昂贵，要用在建设上，不该花在消费上。”
1958年，中国一汽响应国家领导人希冀乘坐“自己制造”的小轿车的号召，开始研发东风牌小轿车。
然而，美国全面实行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封锁，导致一汽无法“拿”到更先进的研究案例，工作进展陷入困境。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毅然“贡献”出他的法国雷诺汽车，交由一汽参考，任由一汽“拆卸”研究。
当年5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崭新的一汽东风牌小轿车正式面世。一汽把第一辆轿车加急送到北京，当作献给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贺礼。
5月21日，毛泽东在秘书陪同下，亲自坐到轿车中“跑”了两圈，感慨道：“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然而，东风牌轿车的车型比较紧凑，不符合中央领导座驾及国礼用车的需求，所以一汽决心再研发一款高级轿车。
他们从吉林大学借来一辆高级轿车作参考，结合周恩来的那辆“座驾”，花33天制造了中国第一辆具有民族特点的高级轿车。彼时的吉林省委书记为它命名“红旗”。
1965年春，中央下达命令，要求一汽研制一款有三排座椅的红旗轿车，替代领导人正在使用的苏联轿车。
一汽的领导非常苦恼，他们到哪里去找一辆更高级的轿车当“范例”呢？无奈之下，一汽厂长王振亲自前往首都寻找“机会”。
那时，中国最高级的小轿车当属陈毅正在使用的座驾“本茨600”，它是西德制造，全球仅有428台，深受陈毅喜欢。
王振带着研究小组请求陈毅，让他们近距离看看这辆车。陈毅欣然应允，大方准许王振等人试驾，并把自己的司机李师傅派去同王振几人交流。
王振从李师傅口中得知，陈毅同样非常期待有一辆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当座驾，奈何彼时中国汽车行业落后，无法满足领导人的需要。
王振当即找到首都汽车局局长，拜托他从中牵线，帮一汽“借一借”陈毅座驾当研究对象。
此事不知怎么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立刻找到陈毅，对他明言道：“你那辆小汽车实在太招摇了，出门多不方便，不如送给一汽当参考，让他们早日研究出更高级的中国小轿车。”
陈毅也是一位大方爽快的领导，二话没说直接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把“本茨600”无偿赠送给了一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他提前派遣一位官员到北京，向中共提出3个条件：总统座驾需运送到中国；总统将乘坐专机抵达中国；报道总统出访新闻的转播车也要进入中国。
周恩来微微一笑，答应了两个条件，即专机直达和转播车随行拍摄，至于总统座驾则必须使用中国生产的红旗牌轿车。
美国官员十分惊讶，又碍于中方强硬态度，只得勉强妥协。周恩来见事情“定”了下来，立即要求一汽依照他的意见更改安排给尼克松使用的“5号”红旗车。
周恩来之所以提出修改意见，是他亲自“检查体验”了那辆小轿车，挑出了“车子的坐垫过于狭窄，车子震动略强”两点毛病。
一汽绞尽脑汁解决两个问题，周恩来还是秉着严谨的态度，临时调换了用车，把自己的“6号”红旗轿车给尼克松使用，他则乘坐“5号”红旗轿车。
在周恩来的关注下，一汽的小轿车质量和性能越来越好。当有人劝说他换下使用许久的红旗轿车时，他笑着反问：“我为什么要换？有缺点不能改进吗？如果我一直用下去，那么一汽肯定会尽快改进。”
一汽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作为中国国家级礼宾车，红旗车均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品牌汽车，其中一辆770J型敞篷检阅车曾是周恩来、邓小平、法国总统蓬皮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乘用过的。
“咱们中国，
什么时候也能生产一块这样的手表啊！”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相关部门特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置办了一批手表。周恩来的那块产自瑞士，是一块自动表，在当时属高端手表。他爱惜地端详一番，叹息一声，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咱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生产一块这样的手表啊！”
周恩来的话宛如一个美好希冀，带给中国轻工制造行业极大鼓舞，让他们更有信心“中国制造”。最先“实现”他如此愿望的，是上海一家手表制造厂。
那是1961年，正准备到苏联出席会议的周恩来突然听闻上海手表面世，高兴不已，立刻指着东南方向：“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随即吩咐卫士：“你替我从我的工资里支出购买。”货到后，他骄傲自信地戴在了手腕上。
从此，他参加各种活动都戴着它。一次访问非洲时，他还特意向几内亚总统展示了自己身上清一色“中国制造”的衣服、皮鞋和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
他十分珍爱这块表，一戴就是十来年。1972年，手表表面荧光“失效”，才趁着陪同尼克松到上海参观的机会，拜托上海的同志将其送上海手表厂修理一下，继续使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那块帆布表带的老上海牌手表依然戴在手腕上。保健大夫悄悄从其遗体上取下来，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块朝夕相处陪伴其十余年的国产手表，被收藏在陈列柜中，向后人无声昭示着属于一国总理的清廉作风，以及他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和期待。
别具一格的国礼：尽现外交国产优先“本色”
周恩来对待国货的原则、做法，还体现在外交上，他要求“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华丽、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还力倡“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他曾“置办”过两份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国礼赠送美国总统尼克松。
一个就是中国儿童都极熟悉的大白兔奶糖。其前身是上海爱皮西糖果厂制作的牛奶糖，因使用米老鼠包装而受到中国民众“质疑”。1950年我国政府将该厂收为国有厂后，特地将其外包装图案改成白兔形象。1959年，中央相关部门指定该糖为新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上的献礼品，使它一下子打响了知名度，成为中国驰名品牌。
1972年，美国总统先遣代表到上海参加双方会谈。清扫会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摆放在美国人桌子上的大白兔奶糖竟然所剩无几。
他们将此事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去调查了美国人居住宾馆中放置的该糖食用情况，得出“美国人似乎很喜欢这种糖果”的结论。
周恩来知道后，决定把该糖列入国礼单，赠送对方。小小奶糖，就这样成为中美友谊的见证，实在很令人惊讶而富有传奇色彩。
另一个则是鲁迅的一套书。尼克松访华前，周恩来突然想到要赠送一套《鲁迅全集》作礼物。
可因当时社会风向问题，该书被归为禁书，无法大规模出版，导致他一时难找合适的赠送版本。
无奈之下，他只得吩咐工作人员到鲁迅博物馆的库房中翻找到几套库存的纪念版本，并从中挑选出一套较新的书册列入国礼单，算圆了其心思。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鲁迅全集》得以解禁，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完）
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