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公主号
探知敌方动向却未能阻止飞机被炸
而自3月中旬，我方情报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暗杀周恩来的情报后，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即听取了情报部门的相关汇报，随即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尽快查明敌特的具体计划。4月7日，周恩来在离京去云南前，再次指示李克农等人密切注意在香港的敌特动态。
4月9日晚，李克农下属负责情报整编的干部黎虹收到一份重要情报，说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要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黎虹立即报告了李克农的助手、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罗青长要求黎虹将情报作为特急件送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与此同时，罗青长打电话向在昆明的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即指示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先行的工作人员，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港方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要外交部在北京向英国代表进行交涉。
这份关于敌特行动安排的情报极其重要。目前可以确定该情报的来源是，公安部门和军队均从破译台湾特务的密电中侦知了同样的敌情。
同一来源的情报，在4月11日下午再次报到黎虹手中。内容是：蒋特香港情报站已得知周恩来不经过香港，但仍要对中国代表团随员进行打击，以削弱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影响。为此，该站下令被蒋特组织收买的启德机场飞机检修人员按原计划进行，但因时间仓促，未将炸弹置入油箱，而是绑在油箱底部，预计下午4时爆炸。这一情报被以急电发给周恩来，但此时飞机已从香港起飞，电报发出不久，即收到路透社发出的飞机失事的消息。
原来，台湾特务在实施爆炸行动前，没有像往常一样通过电台向上报告，因此我方情报部门未能掌握敌特行动的具体安排。事后查明，4月11日上午，被敌特以60万元收买的机场清洁工周驹携带一枚定时炸弹，向领班谎称是给人带的一包西药，将炸弹安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右翼轮舱附近，随后不等下班就从机场铁丝网下爬了出去，在两名特务（即当年1月被派到香港的黄姓和邓姓特务）接应下，先后躲避到两间酒店。
空难的消息令周恩来十分悲痛，他立即命令外交部报告4月9日接到他的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外交部报告的情况是，当天即告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后在此次飞机失事中牺牲），黄作梅分别向港英当局和印航驻香港办事处进行了提醒；4月10日，由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一行11人次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
中方通报情况的内容成为英国官方推卸责任的借口，后来始终不承认港英当局安保工作存在问题，港督葛量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为己方未尽到职责开脱：“坠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给予我们一些情报，告诉我们他们所怀疑的人物，如果他们通知我们新闻从业员来港时就把情报告诉我们——那时他们已经掌握了情报——我们会采取必要的保安措施，也就不会发生灾难了。”但事实上，我方在案件发生前，也仅是探明敌特拟对飞机进行破坏，正如我国政府多次重申的，当时“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葛量洪所谓的全知全能的“情报”并不存在。
4月12日，新华社发出题为《由于美蒋特务破坏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人员座机失事》的电讯稿，在叙述飞机失事和机上人员情况后，写明：“在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起程前，我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所包用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其准备已久的杀害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从当时我方掌握情报和事后调查结果看，电讯稿中对凶手的判定是准确的。
4月14日，周恩来与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由昆明乘坐印航“空中霸王号”包机直飞缅甸仰光。同日，中央给周恩来发来由刘少奇签发的电报，指出：“关于飞机失事问题，我们认为可以告诉尼赫鲁、吴奴（努）等人，我们确有证据，证明此次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的蓄意谋杀。”
按照这一要求，第二天，周恩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时强调：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英国代办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何人、用何种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周恩来表示，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即英国政府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尼赫鲁表示同意。
4月26日，亚非会议期间，根据我方充分的情报，周恩来告诉尼赫鲁：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恩来，他指派调查案件的R·N·Kao（当时译为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将去香港；4月22日，英国首相艾登回复他的信中说，要想让在香港的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
印度政府派来的调查人员高氏，后来在与中方合作调查中做了许多工作，他当时的公开身份为印度政府和尼赫鲁的代表，实际上他是印度情报局（英文简称IB）副局长。艾登提出的由有关各方提供全部情报，主要还是针对的中方。我方确实在案发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确切的情报，如这样的情报提供给港英方面，虽有助于破案，但对我方的工作势必会有所影响。周恩来很快作出了决断，第二天，他会见尼赫鲁和高氏，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未完待续）
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