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栋
晚清民初，碑学盛极生变，书坛审美秩序失衡。康有为“尊魏卑唐”之说主导书风，世人多弃帖学温润，专摹北碑狞厉，书风张扬燥气。加之科举废止，馆阁体脱离实用，沦为僵化程式。趋新守旧各流其弊，“以学养书”的文人书道日渐式微。于此转型变局中，跨两代、通经世、善翰墨的赵椿年，是尤为珍贵的学养型书家标杆。
赵椿年（1870—1942），字剑秋，晚号坡邻，江苏武进人，乾嘉史学名家赵翼裔孙，早年师从俞樾，深耕经史训诂。光绪二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清末历任商部郎中、度支部币制局提调等职，深度参与币制新政。两度出任财政部次长，擢升审计院副院长，于财税审计履职清正。1928年辞官归隐，筑覃研斋潜心金石考据与诗文翰墨。著有《覃研斋石鼓文考释》《覃研斋诗存》等。
后世品鉴赵氏书法，多囿于端雅规整的表层，草率归为馆阁体余绪，实为误读。其笔墨规整，非科举制式化训练所致，而是乾嘉朴学浸润与严谨心性的自然外化。半生宦海履职，恪守法度、务实审慎，淬炼出其克制沉稳的格局；晚年归隐书斋，专意金石考据与古文深耕，迭代了审美旨趣，实现从实用书写向学术、艺术书写的进阶。
其以斋号“覃研”自勉，取覃思研精之义。治学广博，尤深耕石鼓文考据，撰成《覃研斋石鼓文考释》，逐字辨音训、订讹谬，经夏孙桐、章钰等耆宿审定，为近代石鼓文研究权威典籍。长期浸淫先秦篆籀，笔墨深得金石骨力内敛之质，规避帖学浮滑时弊，取碑刻精神内核而弃其形貌，完成碑学审美从仿摹到体悟的提升。
赵氏书学与阅历，凝于现藏故宫的陆机《平复帖》后跋小楷。此跋作于1942年，为暮年绝笔，心境澄明、技法纯熟。全篇乌丝栏排布，字形雍容端雅，章法疏朗有度，破除馆阁体板滞之弊。其小楷融魏晋钟王之古雅、唐人写经之谨严、北碑摩崖之方峻，体势微扁，点画精严，用笔藏锋敛锷，横画细劲含韵，捺笔沉凝厚重，整体冲淡温润。其跋中援引翁同龢评语，点出“笔法全是篆籀”，概括其艺术旨趣：摒弃炫技与夸张，追求藏巧于拙、自然浑成。墨迹褪去浮躁，尽现士人沉潜静气，是学养支撑的文人正书范式。
其行书更显洒落襟怀，植根晋唐法帖，吸纳宋元文人书札清雅，适应当时日常书写。用笔爽利灵动，结体宽博疏朗，章法错落自然，尽显本真意趣。今存与张大千、黄宾虹等合作的扇面，赵氏行书以温润书卷气统摄全局，中和画意张扬，令书画相融。这份文雅静气，乃经史积淀、宦海历练与本心外化，在民初追新逐异的语境中尤为可贵。
敛锋藏韵、不激不厉，是赵氏书法最鲜明的艺术特质，亦是其人格心性与职业操守的笔墨投射。半生执掌审计，求真务实、严谨审慎，这种理性克制浸润笔墨，造就其内敛型学者书风。
置于近代书家谱系，赵氏不同于康有为、李瑞清之雄强霸悍，亦区别于郑孝胥之险峻奇崛，其书始终以“收”立骨、以“藏”蓄韵、以“静”传神。初观平淡谦和，细品则法度周全，余味绵长，契合“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之至境，是学识、阅历、人格合一的笔墨呈现，为民初士人正统书风之典型。
然其学养深厚、格调纯正，却长期被近现代书史边缘化。究其原因：其一，赵氏以吏治、治学为根本，书法仅为余事，不事标榜，故未入主流史载。其二，晚年北平沦陷，闭门守节，作品传世稀少，影响不广。其三，近世书史偏重革新与个性，其守正重学、尚内蕴的书风，无激进标签，易被时代遮蔽。
百年之后，洗尽流派浮华，跳出新旧偏见，赵椿年的价值愈显厚重。其书学突破碑帖对峙困局，不盲从碑学狂怪，不固守帖学浮滑，更摒弃馆阁庸熟，完整守护了“学养为先、笔墨为末”的书道正统。其笔墨之中，可见考据之谨严、履职之清正、守节之淡泊、覃研之纯粹。
重读《覃研斋诗存》，参勘其墨迹，方知“书如其人”乃人格、学养与笔墨的真实印证。其书一如所校石鼓古文，历经剥蚀而古意不衰。重新定位赵椿年，不仅为一位被遗忘的学人书家正名，更在于接续“以学养书、以书证学”的文人书道正脉。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