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1818—1860）
疏林秋晚图
记者 陈友望 实习生 张伊宁
钱松离世的咸丰十年（1860），清帝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王朝末世之中，传统文人面临着道统崩塌与乱世求生的叩问。钱松，这位与刀石碑帖相伴半生的布衣印人，以身殉义，守文脉之正、开艺境之新，留给后世一方浑朴奇崛的篆刻天地与一身凛然不屈的文人风骨。作为“西泠八家”的殿军人物，他既是浙派篆刻的集大成者，也是突破流派藩篱的革新者。钱松以短短四十二载人生，为清代浙派印史写下了一曲浓墨重彩的终章。
浸淫金石 摹古开新
钱松（1818—1860），原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铁庐，别号曼华居士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书画篆刻家。他生于嘉庆末年的钱塘，自幼浸淫在江南金石收藏风气之中，一生未入仕途，以布衣之身深耕书画篆刻，终成一代大家。
篆刻之路上，钱松由浙派入手，早年遍习丁敬、黄易、陈鸿寿等前贤法度，深得浙派切刀之精髓。为追本溯源，领会秦汉之妙，他曾手摹汉印二千钮，于汉印的平正浑厚中反复揣摩篆法与刀法的本源精神。同为西泠八家之一的赵之琛曾感慨：“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
除篆刻外，钱松于书画亦造诣深厚，且三者互为滋养。书法上，他精于篆隶，行楷取法杨凝式、褚遂良，隶书则取法《礼器碑》《石门颂》，结体奇崛，笔力沉雄，金石之气溢于毫端；绘画方面，山水取法南宋江参，兼工梅竹，设色苍古，笔墨老到，为后世海上画派“金石入画”的风气埋下伏笔。藏于西泠印社的《疏林秋晚图》画轴，便是钱松将金石意趣融入山水绘画的典型作品。
篆隶一脉 刀笔相融
杜甫于夔州时期偶遇外甥李潮，应其请托，于大历元年（766）春后作诗《李潮八分小篆歌》，以诗论书，纵谈篆隶演变的源流脉络，将书家对古法的追摹与创变寄于笔端。其中“大小二篆生八分”一句，精准概括了汉字由篆入隶的书体演进脉络。“大小二篆”，指包含金文、籀文等先秦文字的大篆，与经李斯统一规范的小篆。“八分”，则是汉代对成熟隶书的别称。因隶书笔画波磔分张、字形扁平且左右舒展如“八”字分背而得名，是汉字形体与审美史上一次关键的转向。
此文流传千载，这句论书名句也成为钱松篆刻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创作母题。他应友人穉禾所请，挥刀入石，刻就一方朱文闲章“大小二篆生八分”，将千年书体演变的厚重内涵凝缩于方寸石面。数十年后，此印藏于西泠印社，静静地诉说着篆隶演变的文脉与晚清印人的匠心。
此印整体气息高古浑茫，兼具汉金文的凝练与砖瓦文的朴拙，是钱松奇古印风的典型代表。印面七字排布随笔画繁简自然错落，占位不求绝对匀整，字字独立却气脉贯通。篆法上，他融篆隶笔意于一体，字形奇诡而不失法度，既存小篆的筋骨，又含八分的舒展，暗合印文“篆生八分”的内涵，印文内容与篆刻艺术相得益彰。
陶杜寄志 坚守气节
于“大小二篆生八分”一印边款中，钱松写道：“余不应诗句闲散印，而陶、杜句最喜为，穉禾属。叔盖并记。”钱松平生并不爱刻应酬性的闲散印章，唯独陶渊明、杜甫的诗句是例外——陶渊明的归隐风骨与杜甫的沉郁担当，恰是他一生人格与志趣的双重写照。于钱松而言，刻陶杜之句，是与千古文人精神的对话，是乱世之中对文人气节的默默坚守。
他一生布衣，守着杭州吴山的书斋与金石，却从未将自己隔绝于世事之外。咸丰十年（1860），乱世兵燹席卷江南，性情刚烈的钱松不愿受辱于乱世，饮药身亡，以昭传统文人的气节。
彼时的清帝国纲纪崩解，人心浮动。在这样的时代里，钱松以金石为寄，守文脉之不绝；以性命为诺，全气节之不亏。作为西泠八家的最后一人，钱松上承秦汉古法，下启晚清民国的印学新风，他既是浙派印风的收官者，也是近世写意篆刻的重要先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