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峰
上个世纪90年代，西湖之声电台招聘，我与两位小伙伴一同加入了报考队伍：一位是白白净净的文友，另一位是黑黑瘦瘦的“棚虫”。
文友偏爱舞文弄墨；“棚虫”则常年泡在录音棚里，业余时间一起为外国译制片配音，圈子里戏称这类人为“棚虫”。我们资历尚浅，只能算是初入行的“小虫”。
应聘者七百余人，后来绝大多数都与电台无缘。首轮面试测试普通话，就刷下了一大半，剩余者进入笔试环节。招聘老师说，笔试侧重考察知识面，除历年高考文科试题，还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想临时抱佛脚，根本无济于事。
我不由感慨：“书到用时方恨多呀。”
到了文友家，说出这句话，他一脸疑惑：“不是一直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吗？”
我苦笑：“可眼下要考试了，给的范围又大又广，你说，能不恨书多吗？”
我踱到他书架旁，取下一本书翻了翻，想借机平复一下心绪，可只看到“马建忠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语法著作《马氏文通》”这一句，便死活读不下去了。看我发呆，文友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算了吧，我们平时也读了不少书，正常发挥总能过关，船到桥头自然直。”
电台借用周边学校作为笔试考场。拿到试卷，我大致浏览了一遍，一道填空题赫然入目：中国第一部系统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是______。
天呐，这不是我在文友家书上看到的内容吗？这不是真正的“开卷有益”吗？我不由得拍了一下桌子。听到响动，监考老师踱过来，不动声色看了我一眼。我连忙收住狂喜的心情，深吸一口气，提笔开始答题。这次答题，确实有一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感。
可没想到，考到老西湖十景时，平日里随口就能报出的景名，我竟只写出九个，却怎么也想不起最后一个。这一分丢得冤，实在冤。事后我才记起，遗漏的正是“花港观鱼”。考试回来，碰到“棚虫”，说起这一分的失误，他也连连惋惜。他说：“这都是你常去的地方，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是北方人，我都知道。要么是因为你考场上紧张过度，导致大脑出现空白；要么是因为那些景点太熟悉，你也不往心里去了，真要还原名字，猛一下想不起来了。考试已经过了，放过自己吧。”“棚虫”突然“丁零零”，打响自行车铃，好像在帮我驱散郁闷。
放榜那日，我在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棚虫”，但文友呢？按理说不管是知识储备还是阅读面，文友过关应该更有把握呀，怎会“名落孙山”？放榜现场，我看到了“棚虫”，他推着一辆自行车，看见我，他“嘿嘿”两声，狂打车铃，忽然猛跑两步，飞身跳上车座，急急蹬车走了，我都来不及和他击掌欢呼。我想了想，决定去找文友。我骑车到他家，他正在家吃炸酱面。他说，已经知道自己落榜了，“有的考题太偏了，什么《马氏文通》的作者，这哪儿知道？”
我一听，急忙奔到他书架旁，抽出那本现代汉语书籍，指着那一行答案：“看看，答案就在你自己的书架上呀。”
“你怎么知道？”他大为吃惊。
我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告知了他，他不禁慨叹造化弄人：“哎，这怎么说？这是灯下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