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 欣
在阁楼的窗前，摆放着一台与我母亲年岁相仿的缝纫机，散发着湿润的光泽。这天午后，母亲再次端坐在缝纫机前，她佝偻着背，手上捏着一瓶白油，一边埋首为缝纫机的各个部件挤上几滴油，小心地擦拭着，一边向站立在侧的一位同村妇女喃喃交待。原来母亲要将缝纫机转让给这位年轻的女人。因为她老了，眼神不太好了，只能忍痛割爱，像极了一位老农将心爱的耕牛出手时，把它喂得饱饱的。
母亲是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少女时代由于姊妹众多，在十四五岁时，大人就让母亲选择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母亲偏好缝补，就去杭州的一家裁缝铺学习手艺。
学成归来后，母亲听从外公的安排，老老实实在农村靠裁缝手艺吃饭，当初整个村子都没有一台缝纫机，母亲为了买机器，起早贪黑务农养猪，终于有一年，将养大的两头大肥猪推到公社卖了，攒够了钱，才换回来这台沉甸甸的梦想——缝纫机，那时又叫“洋车”。
从此，母亲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扯来新布，将家里人拾掇得干净体面，还教会了下面几个妹妹们动手做裁缝活。现在我的三位阿姨提起裁缝这门手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是二姐教的。她的学生还有村里差不多年纪的小姐妹，母亲倾囊相授，让她们多了傍身的手艺。
母亲出嫁那天，外婆将母亲钟意的缝纫机，也是家中唯一的“高档货”作为嫁妆，风风光光地与父亲组建家庭。之后的故事都发生在我们兄弟俩身上了。记得我在村里上小学时，我背着一只草绿色帆布做的书包，神气活现地跨进教室，吸引了许许多多同学羡慕的目光。这只书包被我背了整整三年，除了颜色稍微褪了一些，其他完好无损，又传下去让弟弟们背着它上学堂了。在农村，很多物品都是兄长用过传给下面的弟弟妹妹的。比如我的一条新裤子，是灯芯绒材质，据母亲说是她乘坐三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赶到省城杭州，凭着从熟人手中收集来的好多布票，扯来了一块上好布料，给我哥做了一条崭新的长裤。为了多穿几年，故意给他裤管做长一些，等一两年后，小孩子长高了，还正合身。
又过两年，我哥又长个了也不合身了，终于穿到了我这个老二身上。我穿什么都比较费，常常磕破了，哭丧着脸回来，母亲看着裂开的裤裆和我藏回来的纽扣，云淡风轻地安慰我：“没事的，下次与‘同年佬’要好好玩。”
我记得有一条钟爱的浅绿色裤子，一天骑车不小心膝盖处被划破了，别提有多失意了。母亲看出我的小心思，意味深长地说：“摔倒是常有的事，记得赶快爬起来，裤子补了还能再穿。”第二天，在我的床头，那条浅绿色裤子被折叠整齐，我好奇地打开，只见膝盖破损处有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青蛙缝制在上面，活灵活现，好生可爱。这时候，母亲乐哈哈地说：“你看，现在不是与新的裤子一样吗？”我兴高采烈地穿上“新裤子”，赢得了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那时候的我总是感觉天天在过年，因为我天天有新衣服可穿。
母亲通常在晚饭后，一个人在阁楼的窗前，昏暗的灯光下，“哒哒哒”地踩着缝纫机，双手一前一后地推送，补了父亲的补丁叠补丁的衣服，又静心地缝补着我们兄弟衣服的残缺。日子在母亲细密的针脚里，缝补得妥帖、圆满。
如今，生活富足了，“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已成过往。母亲将踩踏了一辈子的缝纫机盖上一块淡蓝色的旧布，让它像一位披着盖头的新娘，在依依不舍地注视下被拉走了。阁楼的窗前，空出一块醒目的白，突兀地留在那里，像极了一块被母亲亲手熨烫得极其平整的布料，上面，深深浅浅，印满了她一生坚实的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