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从被誉为“地方志鼻祖”的《越绝书》，到南宋纂修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临安三志”，方志始终是记录一方水土、传承一地文脉的重要载体。作为方志工作者，当我们从“志里行间”深读吴越，正是要在故纸与今迹的交织中，探寻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这也正是浙江省《吴越文化研究计划（2024-2028）》所要探寻的核心命题：吴越国在乱世中“对延续中华文明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从“保境安民”到“纳土归宋”的政治智慧
公元978年，中国历史为一场伟大的和平翻开了新的一页。《吴越备史》中“（钱）俶归附宋朝”的寥寥数语，背后蕴藏着深邃的政治洞察与民本慈悲。坐拥“一军十三州”的吴越国财力雄厚，却毅然选择和平归宋。吴越文化博物馆通过“纳土归宋·善事中国”等展陈单元，系统阐释了这一历史抉择的延续性与必然性。
这一选择深植于吴越国策的基因之中。从钱镠“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到钱弘佐“民有隐于民心者，其政必清”的认知，吴越始终奉行的不是割据，而是顺势而为的融合。吴越政治智慧的核心：最高的“保境”，是将一隅之疆融入更宏大的天下，以局部之“舍”换全局之“得”。这场近乎兵不血刃的权力交接，避免了江南生灵涂炭，为华夏文明最富庶的根脉保留了生机，其背后正是中华文明“天下归一的统一性”的生动诠释。
从“水利兴修”到“崇文重教”的文化根基
“纳土归宋”是吴越风骨的骨架，而“以民为本”则是其灵魂。出生于社会底层的钱镠，深知百姓生活之苦，他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让百姓安居。
吴越创建的“撩浅军”堪称中国最早的专业水利维护部队，将治水从救灾上升为日常养护的国家战略。公元910年，钱镠发动民工修筑捍海石塘，并三次疏浚西湖，其淤泥筑成今日南山路、北山路的雏形。据方志记载，钱镠“衣锦还乡”修筑的衣锦城，“城据安国山之右脉，崛起平地，四围周以深壕，苕锦二水曲折环绕，形势天然”。近年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完善排水系统与整齐院落格局，印证了《咸淳临安志》“临安县境图”所呈现的“山、水、城”合一营造智慧。这种精细治理保证了水网通畅，灌溉万顷良田，为江南富庶奠定基础。
更为深远的是吴越的“崇文重教”。钱氏诸王文武兼修，《钱氏家训》将“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作为核心要义，形成由家及国、伦理与政治贯通的价值体系。博物馆“泽被后世”展区中，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见证着制瓷工艺的巅峰。秘色瓷作为贡品入中原，既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更是文化自信的表达。吴越的文人、工匠进入北方后，推动了南方文化在全国的传播。民本思想的根基，正深扎于这些水利、典籍与技艺之中。
从“海上丝路”到“国家认同”的双重维度
在各国闭关自守的五代，吴越却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明州（今宁波）成为东亚重要贸易港口，博物馆展出的井里汶沉船出水青瓷等海外回流文物，实证了吴越的海上丝绸之路网络。吴越国处于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其“向海而生、勇于进取”的文化特征，使得江南商团在东亚贸易中走向成熟。与辽国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反映了吴越“通和问远”的开放胸襟。
更具理论深度的是吴越在国家认同层面展现的复杂性。学者研究发现，钱镠统治时期吏民墓志多用中原王朝国号，后虽出现“吴越国”书写，但“奉中原正朔”的理念始终未泯。这种双重认同的张力，恰恰为后来“纳土归宋”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钱俶墓志明确记载：“藩辅固而寰宇宁，车书通而天地一。举千乘之重，请藉有司；炳三台之明，愿拱宸极”——这种追求“车书同一”的自觉意识，至今仍为我们理解国家统一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系提供着历史镜鉴。
站在临安山水间，看青山湖科技城的创新脉动，望衣锦城遗址公园蓝图展开，触指尖千年文物“复活”，我们更懂文化自信的真谛。吴越国的智慧，不是硬碰硬的抗争，而是“以柔克刚”的融合；不是固守一隅的偏安，而是“以天下为陌”的远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如何保持定力、顺势而为、守护根基、包容共生，正是吴越文化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