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映不但让观众了解了五代十国这段“冷历史”，更将视角聚焦于五代十国中的“东南乐土”吴越国。当中原大地深陷战火、百姓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之时，吴越国却以东南一隅守护着乱世太平，成为这一时期的一股清流。吴越国上承唐风、下启宋韵，以其务实人文精神和创新发展底色，鲜活呈现了乱世之中为结束分裂、重建秩序而积蓄的力量，延续传承着跨越时空的独有价值。
吴越国地域北界长江天险，东濒大海；西有天目屏障，但与赣东、皖南有山道相通；西南的仙霞岭则跨越闽东丘陵深入福州。吴越整个区域自成天地，封而不闭，全境山地居多，平原大多为水乡，经吴越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同时，农业持续发展，大批精工巧艺人才汇聚于市镇，丝织、制瓷、建筑、印刷业兴盛发达。自钱镠开始的大规模水利建设，造就了太湖流域的苕溪等八大水系、两大人工运河及横贯东西的钱塘江，既利于灌溉、排涝，又便于水运，为吴越国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政治方面，吴越国平稳安定。吴越国立国之初就立下了“保境安民”的方略，钱镠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他临终时制定的《武肃王遗训》就有“化家为国”的思想，叮嘱子孙后代“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此后历任吴越王遵循祖训，钱俶在北宋讨伐南唐时发兵助宋，也体现了钱氏一贯的和平立场。当国家统一大势形成时，吴越国以清醒的政治头脑审时度势，决定“纳土归宋”，促进了中华一统。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点，不仅为当时的人民带来了久违的安宁，更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的和平统一树立了典范。正因为吴越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两浙之地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塑造了浙江的千年风貌，奠定了后世长江三角洲地区持续繁荣的重要基础，更为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经济方面，吴越国建城兴业。吴越国重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鼓励百姓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桑树，并大力扶持手工业，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等行业在吴越国得到了蓬勃发展，奠定了宋朝两浙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为了抵御钱塘江潮水的侵袭，钱镠修筑钱塘江沿岸捍海石塘，采用“石囤木桩法”等先进工艺形成坚固的海堤，保护了江边农田不再受潮水侵蚀，也使得江边农田得获灌溉之利。这一工程使“昔之汪洋浩荡，今成沃壤平原”，奠定了长三角农业发展的基础，开创了我国海塘建设的新纪元。吴越国定都杭州，通过三次大规模筑城，分别修建子城、罗城、夹城等，使得城市“腰鼓线”沿水道方向次第展开，又联通了西湖、运河及钱塘江水系，构建了杭城区别于其他古都的重要特征。杭州这座城市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人口不断增加，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东南第一州”。
文化方面，吴越国文化勃兴。吴越国于乱世中保持了近百年的和平与繁荣，文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蓬勃兴起，涌现出了贯休、罗隐等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的称赞。同时，吴越的文化注重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例如钱元瓘墓中出土的石刻星象图，精确标注了二十八宿与银河，比苏颂《新仪象法要》早了百余年；建筑大师喻皓的《木经》，开创了江南建筑的技术体系，直接影响了宋代《营造法式》。另一方面，吴越国佛教文化兴盛，灵隐寺、净慈寺等遭损毁的寺院在此时得以修复，又从高丽、日本取回天台宗典籍，构成了唐宋时期“东南佛国”的重要版图。《钱氏家训》包括忠孝为先、勤俭为本、诗书须读、奢靡莫染等核心要义，不仅在家族内部传承，还超越了一族一姓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海外交往方面，吴越国贸易活跃。吴越国大兴舟楫商贾之利，通过海外贸易在乱世中成为富庶一方的东南乐土。在国内，吴越国与中原地区及契丹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主要出口茶叶、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同时从北方获取马匹、皮革、金银器等物资。在国外，吴越国通过海上贸易与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地区进行经济交流，出口的越窑青瓷等商品在海外广受欢迎，在日本鸿胪寺遗址、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印度尼西亚井里汶沉船遗址等都有精美的越窑瓷器出土，可见吴越国海外贸易范围之广。在蓬勃兴盛的海外贸易助推下，《旧五代史》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杭州、明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地跃升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奠定了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而吴越国却展现了乱世之中所孕育的和平密码和文明韧性。《太平年》中，从钱弘俶“保境安民”的初衷，到后周世宗“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愿，再到宋太祖“天下一家”的统一雄图，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实现天下太平。吴越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目标。其中所蕴含的文明整合力量与秩序重建逻辑，也是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分合融汇、生生不息的核心路径。当几个青年许下“太平年下饮一杯热酒”的誓愿之时，这简单朴素的情感共鸣恰恰勾勒出了乱世之中的坚守与传承，即使跨越历史长河也依然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