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叛唐，并攻占了长安，从此唐朝走向衰退。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唐朝开始对盐实行专卖制，盐税甚至高达盐价的数十倍，对地方支配能力越来越弱的唐朝政府只能依靠盐税来填充国库。
为了筹措军费，平定安史之乱，唐朝始立“榷盐法”，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天宝、至德年间，食盐的市场价是每斗十钱，“及琦为诸州盐铁使，尽榷（专卖）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琦”就是中唐著名理财大臣第五琦，他始创食盐专卖法，十钱一斗的盐居然卖到了一百一十钱。
唐肃宗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榷盐法实施后，盐价飞涨，原来每斗十钱的盐价最后惊人地上涨到每斗达三百七十钱，官府因此获得了超额利润。
《唐会要》称：大历（766-779年）末，每岁“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此时唐王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一半。
繁重的税收使得盐价高涨，久而久之走私私盐就变成了一门有着暴利的大生意，就像今天走私毒品一样。私盐贩子和地方权贵、地痞、部分官员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走私网络。而唐朝的政府则通过严苛的法律来维持盐业的垄断，这样走私的行径一旦被揭发，便很容易引起叛乱。
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私盐贩子黄巢引起的。
黄巢是山东菏泽人，那里从战国开始就是重要的产盐区，而黄巢家中这三代都是私盐贩子。在他科举落榜后，觉得仕途走不通了。这时他看到了另一个私盐贩子王仙芝起兵造反攻城拔寨。王仙芝在和唐朝盐业缉私队伍的反复较量中练就了武艺和军事才能，于是黄巢也拉起了数千人的队伍起兵，并投奔了王仙芝。王、黄大军联手逼近江淮产盐重地扬州，切断唐朝经济命脉，并反复冲击唐朝统治薄弱地区。
黄巢的军队不断壮大，当他带领自己的队伍攻向长安的门户潼关时，几十万大军把潼关守军吓得弃关而逃。攻陷了潼关，长安也唾手可得，黄巢这个私盐贩子终于实现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在长安登基，自封大齐皇帝。
后来，唐朝向周边民族借兵，平定了黄巢起义，但唐朝遭此重创，奄奄一息，没过多久就灭亡了。这场农民起义甚至主导了五代初年的政治格局。
杭州人最为熟悉的钱镠也是贩盐出身。钱镠自幼习武，成年后以贩卖私盐为生，“时皋邑之盐上而丰，留（钱镠小名婆留）遂至，由挑（铁扁担）而贩”。后来钱镠加入了浙江军阀董昌的队伍，成为了浙江土著部队的一员，并受到了董昌的重用。923年，钱镠被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立吴越国。
到了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史家有“元代之亡，亡于盐政紊乱”之语。
元末盐商叛乱，同为盐贩的张士诚、方国珍等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朱元璋虽然不是贩盐出身，但他能够打败陈友谅、张士诚的军队，盐也起到重要作用。“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以掌之。令商人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朱元璋通过在他所掌控的地区对贩盐者征税，获得了大量军饷。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私盐贩子总是和“造反”联系在一起，比如我们熟悉的《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等，都是贩私盐出身，书中写道：“这两个兄弟（童威、童猛）是此间浔阳江边人，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
这种历史现象和国家通过严苛的律法高度重视盐业是分不开的。古代贩私盐贩子大多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加上他们既有钱，又有私人武装，同时因为运盐需要和上至官僚，下至盗匪，以及地方豪强、三教九流等各阶层打交道，需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说服能力，因此盐贩子常常能揭竿而起，割据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