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20岁那年，爷爷将家从大山深处搬到瓯江边上一个叫“下岸”的地方，全家靠爷爷经营航运为生。
爷爷老了，撑不了船，父亲便成了“船老大”。
父亲的撑船技术，在我们乡里，远近闻名。他在瓯江上摸爬滚打几十载，八百里瓯江水况，哪里深，哪里浅，哪里水流急，哪里是汇角，一清二楚。父亲撑船技术过硬，一辈子没有出过大的航运事故。
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我跟父亲去云和朱口村，运木材到温州贩卖。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父亲坐在船头，静静地等紧水滩电站放水。我听到了流水撞击船板的响声，是涨水了！父亲便果断一声：“开船！”
寂静的夜，江水在轰鸣声中泛起白色浪花，瓯江两岸，溪滩上的鹅卵石泛着灰白色的光，群山连绵，仿佛是一条长龙，在夜色下不动声色地后移。江风，甜甜的，凉凉的，轻抚着我的肌肤，舒适又凉爽。我兴奋又紧张，期待快点到达。
行船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朱口村。有一个村民像是和父亲约好似的，早就在岸边等候。
父亲招呼一声，那人便转身迅速离去。不一会儿工夫，三五成群的村民，抬的抬，扛的扛，把一段段木头纷纷搬到船头来，过秤，我负责记账。
父亲一边忙着堆砌木材，一边跟他们打招呼。竟然是我似懂非懂的云和话呢。父亲的语言天赋，不得不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父亲没有马上付钱给他们。村民擦着汗，憨憨地笑着跟父亲说：“只管运去卖了先，下次来再给，不迟的。”
没多久，我又去了一趟温州，提着海鲜去奶奶家。海鲜，大多是腌制水龙鱼和紫菜，偶尔也会有小虾米，这几样都是极为奢侈的配菜。
我从船上出来，快步如飞地奔向我那黄泥墙黑瓦片的老屋。奶奶看到我时，叫我一声“温州客”，让我美上好几天。
船从大海进了内河，让我们开了眼界，不仅仅是空气中满溢出来的腥味。
一次，父亲行船的岸边，有大片番茄田，父亲说，农民已经摘了番茄，让我们去田地里捡漏。我们箭一般窜出去，四处寻找，枯藤黄叶下隐藏着几个黄番茄，有点甜，有点酸，那味道，远比现在市场上的大番茄令人难忘。
我读初一那年，去看电影的路上，不小心摔断了胳膊。姐姐听到后匆匆赶来，带我去县医院医治。同时，托人带了口信给父母。父亲船到县城码头，携母亲前来看我，那时我已接好了断裂的骨头，打着膏药的手用绷带挂在脖子上。
“反正不能上课了，干脆去一趟温州吧。”父亲提议。等船到温州上陡门，便有“马郎”（掮客）过来，大大咧咧走进船舱，一番讨价还价，搬运工人便来运木材了。
父亲结了账，怀揣一沓钱，带我进城，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推自行车回来，父亲笑着说，以后，就骑自行车上学去。那是我们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我家到学校，不近也不远，走山路，要一个多小时。
父亲开船也会发生意外。有一回，船驶进大海不久，突然狂风大作，惊涛骇浪，海水扑进船舱。黑压压的海面望不到边，载着重重货物的船，像一只蚂蚁在水中央挣扎，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父亲身着军大衣，一根绳子，一头系在船尾，一头捆绑在身上，双手死死把住铁舵柄，船上下颠簸，艰难前行。
父亲说，那次他在船上特别想念家人。他是怕，再也回不来了。
家里有了一些积蓄后，祖母和母亲都劝父亲不要再从事航运。行船在瓯江上太危险了。而父亲总想再出船几趟，再赚一些钱，让我们的生活宽裕一些，在众人面前体面一些。
在父亲五十岁那年，姐姐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名老师，我和弟弟妹妹也考上了中专。那一年，父亲终于愿意听从祖母和母亲的话，放下了撑篙，告别瓯江和他这一生的行船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