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蕴藏着的人文精神，是否就是我们文化中的那一滴酵母？它沉潜于传统文化中，在合适的时候，它就会发酵，结晶出灿烂的那一面。
李郁葱
1.
去秭归乐平里谒屈原时已经是公历六月中旬。在杭州，此时端午节已经过去。但乐平里的端午却是一个月，农历五月初五小端午只是一个开端，五月十五是大端午，20天后，也就是农历五月二十五末端午时，对屈原的祭拜才达到高潮。
乐平里到处都是屈原的元素，不说屈原宅、屈原庙、乐平里牌坊、读书洞、照面井等景点，仅仅以“中国第一农民诗社”骚坛诗社为例，成立于明清时期，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乡土诗人，以凭吊屈原、讴歌时代为主题抒发着他们的激情。在他们的身体里，或许藏着一个屈原的文化原型。
但屈原的传播不局限于在乐平里，也不会局限于秭归，在这条香溪之水的流淌下，他的精神触及到我们文学的源头，正如宋代张耒在《和端午》中所写的：“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我所在的杭州便是一种证明。端午节于杭州，其来历一直众说纷纭，先从地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一说认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民族举行龙图腾崇拜的节日，但这个说法在民间知道的人并不多。
而从死后成为神明的人物去看，端午节纪念的人除了屈原一说外，还有伍子胥、曹娥、越王勾践、介子推、马援、钟馗、白素贞等，这其中，大部分还都和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最终楚文化的代表屈原说成为主流。究其根源，我们得把脉屈原文化的根：
约公元前278年，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投汨罗江身亡。当地百姓划船捞救并投放粽子喂鱼，以防屈原遗体被鱼所食，这一习俗后来逐渐演变为端午节吃粽子和赛龙舟的习俗。
同样有着家国情怀的苏轼也写过端午，他在《浣溪沙·端午》中有“佳人相见一千年”的名句，本来是写给与他生死相依的王朝云的，王朝云是杭州人。但我们何尝不可以认为这一句诗是写给屈原的？那种高洁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实际上一直都在我们的基因里。
2.
作为节日存在的端午节，大致在汉代形成。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有农历五月初五人们防避兵役鬼魅、防病防疫的记载。但这个节日一年又一年传着传着，就成为一种高洁精神的象征，而且它并非一成不变，或许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国文化的底蕴。
比如说在南朝萧梁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中，东吴地区的端午竞渡是为了迎接河神伍子胥，与屈原无关。江浙一带流传着伍子胥的传说，他因忠良而被害，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伍子胥生活于楚的年代比屈原早一点，他的故事同样充满着悲剧的力量。
又比如曹娥说，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在五月初五迎伍神的祭祀活动中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14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17天，在五月二十二也投江，5日后抱出父尸。县府知事令为之立碑，让人作谏辞颂扬。当地人认为曹娥孝心感神灵，可作世人楷模，故以此日纪念，划龙舟竞渡，在龙舟上给曹娥塑像。
上虞距离杭州并不远，曹娥的传说在杭州一直有着余韵：有一次我到萧山区去，一个并不大的湖泊，据说是曹娥投江后人们找到她的地方。传说的真假已无从考证，但当地的孝文化却触手可及。
又比如勾践说，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三年，回到越国，定于五月初五开始操练水兵。经过10年艰苦奋斗，终于报仇雪耻，灭了吴国。为了永记胜利，人们便在五月初五划船竞渡，后遂成节日。
甚至像农历五月初五为小端午，五月十五为大端阳的来源，也起源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
就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江大河，又从大江大河奔流入海，这个节日，最终在某个时间点上，得到升华。
人们为什么如此尊崇屈原？我想，这便是一种文化的趋向性，在时间的加持下，在灵魂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中，这道光变得厚重而灿烂。
3.
到乐平里并不方便，山道颠簸，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都觉得有些荒僻，在屈原的年代，这里更为闭塞吧！而屈原的一些爱好和情绪，却早已传递到了大山之外，比如国人对兰花的痴爱，他应是最重要的源头。
“香草美人”，这是屈原反复吟诵的，在《离骚》《九歌》等他写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屈原的兰花是鲜活和馥郁的。
这阵风同样滋润了杭州。不知道是不是受屈原的影响，略晚于屈原，但算得上是同时代人的大儒荀子，同样爱兰成癖。杭州有荀子的传说，甚至有了一个叫作“兰里”的地名，就在今天的三墩附近。据说荀子在这里隐居、种兰。兰花、兰里，于杭州人而言，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寄托。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因学识渊博，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因人诋毁，荀子前往楚国做了兰陵县令。多年之后，荀子的徒孙贾谊写了一篇《吊屈原赋》来纪念屈原。
荀子和屈原是否有交集我们不得而知，就像荀子是否真的到过杭州一样存疑，但两人的思想中有着共通之处，如荀子主张“美政”（《荀子·儒效》），屈原也曾劝楚怀王推行“美政”；荀子重视修身，写了《荀子·修身》，屈原自称“独好修以为常”……
杭州对于荀子种兰的传说，正是出于对他们文化品格的认同和景仰。兰花不同于众芳，从来不是热烈的，开和落，都只是交付于风。明代董其昌有一首诗可谓写到了兰花品质的精髓：“绿叶青葱傍石栽，孤根不与众花开。酒阑展卷山窗下，习习香从纸上来。”
在对植物的偏好和吟诵中，我们的文化精神便也传承了下来，甚至洋洋洒洒弥漫开来，当它们在某个点上被触发被勾起之际，这文化演变成一头雄视而咆哮的猛虎，却又能细嗅蔷薇。
4.
从乐平里出来，在宜昌参观了一家全国知名的酵母企业，原本只是实验中心的它，目前酵母系列产品规模已居全球第二。我在少年之前，常常觉得酵母的神奇，比如它能够让面粉变得蓬松而可口。而我们民间所蕴藏着的人文精神，是否也是我们文化中的那一滴酵母？它沉潜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在合适的时候，就会发酵，结晶出灿烂的那一面。
“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李白的《笑歌行》中，把屈原引为同道。在杭州，也到处可以看到屈原的“酵母效应”，涟漪荡漾。
1594年，南宋浙派古琴传谱《梧冈琴谱》中有一曲《屈原问渡》，或许能让我们在聆听间逸兴遄飞，《屈原问渡》取材于屈原问渡渔父的故事：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遂投南荒，问渡于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语慰之。
这便是我们文化中藏着的气节：一种高蹈和追求，我们能够低于尘埃，但绝不能等同于尘埃。
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国人积极的入世心态，常常是百折而不悔，比如壮怀激烈、大志难酬的岳飞（包括岳云、张宪等）；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比如“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比如陈文龙、张煌言、龚自珍、秋瑾……这些在西湖边留痕的人物，何尝不是有着与屈原一样的爱国情结和元素？
这份家国之情，随着当年汨罗江的水，随着长江的浩浩荡荡，流淌在天地的壮丽之中，渗透在山川的细微之处，像是一种文化基因和密码，一次次在我们的毛细血管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