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泡饭出名了，老板娘玲子满面春风地端出一只日式方格盘子，里面是腐乳、酱瓜、油条、黄泥螺、醉瓜鲞、萝卜干炒毛豆，泡饭是盛在青花瓷罐里的，油条剪成寸段。这哪里是20世纪90年代初炒股票发家的心头好，分明是沈宏非在汪姐家里拍的短视频，筷子一举说：“上海人评判一只菜是否过门就是好不好配泡饭，不能配泡饭的菜直接就pass！”
当年，有本事的冒着被单位开除的危险，偷偷摸摸做“星期天工程师”赚外快；没本事的豁出一家一当，炒股票、炒外汇、炒板蓝根，油锅里捞钱。这样发家的人怎么会小资兮兮地在家里吃泡饭？当然是广东早茶外加生猛海鲜啦。杭州最早有粤式早茶的是延安路上的太子楼，人们精心计算一番，才敢用圆珠笔在“顶点、大点、中点”上打钩，吃一回能回味个把月。
泡饭这种独特的吃法，翻遍《闲情偶记》《随园食单》也找不出来。据我的猜测，泡饭的诞生与现代都市的形成同步。农民、渔民、牧民都不吃泡饭，自发进行重体力劳动，早饭必定要吃饱吃好，因为中间没有补给的时间和条件。黄土高坡的农民再苦，也要吃干馍馍才下地。渔民出海更艰苦，一出门不晓得几点能回家，温州、台州人的油炒糯米饭热量惊人，有条件的话，还要放只青蟹，为的就是一顿顶一天。牧民早上喝奶茶，吃黄油拌过的炒面，也是这个路子。只有在工厂和写字间里按点打卡的人早上才吃泡饭。上班不能迟到，住得又远，没有时间做早饭，隔夜的米饭用热水一冲，加上吃剩的小菜、腐乳或酱菜，连煤炉都不用发了。挨过一个上午，条件好的，工厂有午餐供应（比如拱宸桥的大厂）；条件不好的，自己带上一个铝制饭盒，老婆前一天准备好饭菜，在锅炉边热一热也就打发过去了。总之，上班族作息规律，出门在外，也不至于饿死，泡饭是一种物质、时间消耗都非常小的明智选择。
烧泡饭是杭州小朋友必备的劳动技能。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曾经正儿八经写在天长小学的课本里的。我的表姐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三四年级的劳动课课本里就有关于如何烧泡饭的步骤，我记得还是开煤气炉滚一滚的做法，而不是简单地用热水一冲了之，并且明确指出可以就前一天的剩菜吃，绿色又环保，没有提及亚硝酸盐过剩。
杭州人最流行吃泡饭的时候，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末有人发明了酱鸭泡饭这种吃法。烧得滚热的菜泡饭，米粒洁白有劲，青菜叶子切得细碎，加上杭州人顶欢喜的酱鸭，不管酱鸭肉有多瘦，杭州人都会使劲嗍上一口，鲜得眉毛都掉了。这家餐厅的主人是懂得风雅的，写得一笔锦绣文章，用的是老鸭儿，而不是肉多的呆头鸭，独取其鲜也。后来，他家又新添了海鲜泡饭、皮蛋泡饭、牛肉泡饭，变出很多花样精，在我眼中，都无法超越酱鸭泡饭。
这种看法，也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关。20世纪90年代末，这家餐厅开在湖滨最热闹的地方，又是面对西湖的。我第一次去这家餐厅是同事兼好友请客。她俩比我早工作一年，但是在同一届岗前培训班上课，还同吃同住在一个房间。因为比我早上班，又是做销售的，当然比我这个新上手的会计有钱啦，就请我去西湖边开洋荤，尝尝这碗价值十多块钱的泡饭（当时一条真维斯牛仔裤才百来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她俩是做涉外业务的，是公司里最洋气的部门了，什么水单、广交会、离岸价、到岸价，都是我头一回听说的新名词。
随着《繁花》的热播，很多人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20多岁做外贸时候的照片，是非常真实的，穿着西装套裙，垫肩非常厚，背只黑皮包，化着大浓妆，走遍全世界。那会儿，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吃西餐，让自己的泡饭胃逐步适应黄油和奶酪。只是随着岁月流转，到了退休的年纪，又慢慢怀念起这碗从小吃到大的泡饭，杭州人喜欢配双插瓜、绍兴人筷子头上点一点白腐乳、宁波人黄泥螺嗍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