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宋仁宗赵祯在和近臣闲聊时说：“昨晚我睡不着肚子又饿了，好想吃烧羊。”近臣询问道：“陛下何不命御厨去做呢？”宋仁宗摇摇头答道：“如果我开了这个头，以后大家就会争先效仿，外面的人恐怕会把此作为制度去施行，我担心此后晚上宰杀牲畜的事就会成为惯例，这样造成的危害会十分大。”
这段君臣对话被记录在了《宋史·仁宗本纪》中，“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
赵祯不愧被称为“仁宗”，吃点羊肉也要想这么多，最后宁可自己饿肚子。
宋代的皇帝都喜欢吃羊肉。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宋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宋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
在宋代宫廷中，烤羊肉有烟熏、火烤、炭煨、石烹四大烧烤技巧，细分下去按照不同食材的搭配，又有二十多种烤制方法（据《梦粱录》《东京梦华录》）。这件事从侧面也透露了宋朝时御厨烤羊的技术很精湛，难怪连宋仁宗这位吃惯山珍海味的皇帝，也会半夜馋这一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官员到民间，羊肉成为了宋朝餐桌上的头等肉食。民间无论婚丧嫁娶，或是中秀才举人，还是烧香还愿，如果没有一只羊在案上放着，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著名的吃货苏东坡甚至吃羊肉吃到腻味（“十年京国厌肥羜”）。
既然从天子到百姓都这么爱吃羊，宋朝的养羊业也迅速膨胀起来，宋仁宗年间，昔日的产马重地陕西，每年就要牧羊16000多只。刑州、洺州等地都设立“牧羊监”。大片原先养马的草场，从此全改成养羊。
大宋的战马数量却也从此急剧萎缩。被羊“驱赶”失去牧场的马匹，就算存活下来，也是“急有征调，一不可用”。待到宋夏战争爆发，乃至后来金兵南下，北宋统治者不止一次惊奇地发现：大宋竟然没几匹马了。宋仁宗在位时就叹息“战马乏绝，何策可使足用”。
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基本形成了四大马场。北宋虽然丧失了四大马场。但其初期疆域还是包括陕西和甘肃部分地区以及山西大部。这些地方都是传统农、牧业混杂区，可以出产马匹。
当北宋西北买马通道被断绝的那年冬天，宋真宗对宰相吕蒙正表达了忧虑。“帝谓宰臣曰：‘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近年北面榷场贸易颇多，尚虑失于豢牧。’吕蒙正言：‘洛阳南境有广成川，地旷远而水草美，可为牧地。’”（《续资治通鉴长编》）
皇帝担心的居然是皇宫每年要吃几万只羊，得从陕西买，却还是不够吃这件事情，对于没地方买马这事儿是一点都不担心。宰相回答很贴心，洛阳南面有个地方水草丰美，可以用来养羊。然后这么少数几个可以养马的地方就这么被养了羊。
马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强大战斗力离不开战马，而北宋竟然有三分一的骑兵没有战马，这也导致北宋没法和当时的辽、金、夏抗衡，最终逃到杭州变成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南宋的皇帝并没有改变对羊肉的喜好。宋高宗爱羊馔，更青睐羊血粉羹，并喜欢用它作早膳。宋孝宗宴请大臣，打头阵的总是羊馔。宋宁宗过生日摆宴席时也忘不了羊肉，“侑食首以旋（用羊肉制成的酱），次暴脯，次羊肉，虽玉食亦然”。
当时的行在杭州酒楼林立，专门设有“丰豫门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马婆巷双羊店”等肥羊酒店，还有一批兼营羊馔小店。南宋的《枫窗小牍》中说杭州最有名的是“薛家羊饭”和“羊肉李七儿”两家羊肉店。直到今天，杭州人还有爱吃羊肉的传统。
南宋从皇帝到百姓高高兴兴地吃着羊肉，而遥远的北方，蒙古大军正赶着望不到头羊群，从草原浩浩荡荡地出发，羊群就是游牧民族军事活动的粮食仓库。
那一晚宋仁宗咽了咽口水，他很想吃点羊肉。但想到半夜吃羊肉劳民伤财还是忍住了。宋仁宗有所不知，这一口美味的羊肉其实还关乎着宋朝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