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尚青
汝窑 汝窑
官窑
定窑白瓷
龙泉窑
宋 夏圭 《雪屐探梅图》
郑嘉励
这不是我第一次以“从中原到江南”为视角回溯南宋。上次的题材是墓葬和南宋皇陵，这次是瓷器和南宋官窑。
去年，“国音承祚——宋六陵考古成果展”展出之际，我在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的讲座，涉及两宋时期南北方的墓葬差异。宋室南渡后，由南宋皇陵可知，南渡政权在中原与江南的现实、在祖宗制度与入乡随俗之间的摇摆和选择。南宋文化多承袭北宋而来，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并影响后世。我们讨论南宋皇陵的这一视角，也适用于南宋官窑。
南宋官窑是具有杭州辨识度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温润如玉的釉色和典雅敦厚的造型，堪称青瓷审美的典范。但要认识南宋官窑，需要把时间和空间的半径放大一点：把官窑放在“两宋变迁”的时间脉络中，同时放在中原和江南即“南北交流”的空间脉络中。通过“一纵一横”的两个维度，庶几才能读懂它，就事论事，是讲不清官窑的。
宋代瓷业：远比“五大名窑”丰富
一般来讲，中国艺术审美具有“厚古薄今”的特点，例如青铜器，重三代、轻汉唐；书法，重晋唐、轻宋明。唯独瓷器鉴赏领域是例外，不重晋唐“高古瓷”，而重宋瓷。
近人说宋瓷，言必称“五大名窑”，即官、哥、汝、定、钧。其实，古董圈的这个说法，既不全面，也不准确：一是因为它遮蔽了越窑、龙泉窑、湖田窑等重要窑口；二则哥窑、钧窑的主体，可能并非宋瓷，而是晚至元明时期。
南青北白：越窑与定窑
说瓷器，一定要从越窑开始。8世纪后，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工艺逐渐精进，用以进贡的瓷器，称为秘色瓷，真正展现了青瓷的材质、造型和釉色之美。“茶圣”陆羽的《茶经》，从饮茶的角度，最推崇越窑。与此同时，北方主要是河北邢窑白瓷，所谓“邢瓷类银，越瓷类玉。”
唐代的瓷业格局，可以用“南青北白”来概括。江南地区以越窑为代表，中原地区以邢窑为代表，越窑与邢窑广泛占有市场，都曾向朝廷进贡。
吴越国晚期，即钱俶任国王时期，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加快统一进程，吴越国倾国而贡，企图维持割据局面。越窑到达鼎盛时期，产品之精美、规模之宏大、销售海外范围之广，都超过晚唐。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后，越窑开始衰落，从宋仁宗、神宗朝以后，越窑的颓势非常明显，瓷器品质江河日下，完全退出了海外市场，甚至在本地市场，也竞争不过定窑以及定窑的“江西仿品”湖田窑。浙江北宋墓葬出土越窑青瓷的数量，远少于湖田窑的青白瓷。
但是，晚唐时期形成的“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延续到北宋时期。所不同者，北宋时期的“北白”，不是邢窑，而是定窑。“南青”不再是宁绍地区的越窑一枝独秀，而包括了婺州、台州、温州、处州等地规模可观的青瓷窑址群。
与越窑的衰落相比，定窑则蒸蒸日上。相对于青瓷，白瓷是细瓷，胎土更加细腻，产品更加精巧，逐渐占据了日用市场的主流。
在“南北交流”的大背景下考察，景德镇湖田窑几乎就是模仿定窑的产物，而北宋中晚期浙江境内的台州沙埠窑、丽水龙泉窑的双面刻划花青瓷，也可以看作是时代风气之下，原来的“越窑腹地”先后、不同程度受到以定窑、耀州窑为代表的北方窑业影响的结果。
北方除了定窑白瓷，还有耀州窑青瓷，以刻划花产品为主要特色，对南方青瓷也有深刻影响。但总体上说，引领时代风气的是定窑，而非耀州窑。
宋徽宗时期，奉旨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写道：“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碗、碟、杯、瓯、花瓶、汤盏，悉仿定器制度。”徐兢在朝鲜半岛看到的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类似，但他认为，高丽青瓷“悉仿定器制度”，主要模仿定窑，而非来自于青瓷系统。
宋瓷尚青：青瓷的革命
所谓“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越窑是明日黄花，汝窑才是新型青瓷的代表。大约在宋哲宗和宋徽宗朝开始的汝窑的创烧，堪称“青瓷的革命”。
越窑青瓷的石灰釉，是透明的玻璃质釉。汝窑的石灰碱釉，是不透明的乳浊釉，更有玉质感，更接近天青色。
汝窑的胎色，呈浅灰的“香灰胎”。传统工艺支烧瓷器，底足部分无法满釉，露胎部分手感不舒适，汝窑新出现的“芝麻钉”支烧工艺，弥补了这一瑕疵。此前的瓷器多为碗、盘、执壶之属的饮食器皿，而汝窑大量烧造陈设器皿，包括各种花器、香器，更能体现文人典雅的生活方式。
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前面说到，白瓷是日用瓷器的主流，事实上，定窑饮食器皿对宫廷的进贡，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前夕。为什么《坦斋笔衡》会说“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如果嫌弃芒口的白瓷不好，那就改用口沿满釉的白瓷即可，何必弃用定窑，而命令汝窑烧造青瓷器呢？
可见，朝廷取舍的标准，主要是瓷器的色泽和质感，也就是说，大概从宋徽宗朝开始，朝廷的礼仪、陈设用瓷，倾向于使用青瓷，而非白瓷。
因为天青釉瓷器，较白瓷更有玉质感，宋代很少有白玉，主要是青玉。汝窑青瓷更能迎合北宋君臣对玉质感的喜好。
青是“象天之色”。程民生《青色在宋代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一文说，宋徽宗崇信道教，偏爱青色，朝廷祭天等嘉礼，以青色装饰、青色器物为主，以强调“尚质贵诚”之义。我们看宋徽宗的《瑞鹤图》，作为祥瑞的白鹤翱翔于青天中，那片天空的一抹青色，非常接近汝窑的颜色，自然界很少有这种程度的青色，乍看之下，有一种不真实的形式感和神秘感。
大概始于宋徽宗朝，宫廷礼仪和陈设瓷器多用青瓷，形成“宋瓷尚青”的新风，从汝窑到稍后创建于汴京的北宋官窑，以乳浊釉青瓷为特色的官窑生产体系，正式确立。
总之，由于因缘际会，官窑选择了青瓷，而非白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也可以称乳浊釉青瓷为“官窑型瓷器”。
南宋官窑：中原与江南文化的融汇
叶寘《坦斋笔衡》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在南宋之前，杭州并无制瓷传统。宋室南渡后，杭州“袭故京遗制”创设南宋官窑，先是修内司官窑，后为郊坛下官窑。
1996年至2001年发掘的老虎洞窑址，位于凤凰山的南宋皇城北城墙下，其南宋遗物，学术界公认即为修内司官窑。凤凰山的瓷土含铁量高，即所谓“紫金土”，呈现为“黑胎”青瓷，南宋官窑“紫口铁足”的典型特征，由此而来。
“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延续一段时间后，后来迁到“圜坛左右，雄武营山上”的乌龟山，郊坛下官窑即今南宋官窑博物馆。
官窑为什么设在修内司营和雄武营？可能为了方便驱使厢军作为劳役，从事取土、粉碎、搬运等体力活。但瓷器制作又是专业的技术活，南宋官窑的技术匠人，早期可能有一部分南渡的北方工匠，后来“和雇”的工匠，主要来自于慈溪、龙泉等地的浙江传统的窑业生产中心。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推测，是因为慈溪古银锭湖地区、龙泉大窑等地，在南宋时期先后都出现了“官窑型瓷器”，而这些技术肯定是从南宋官窑流出的。
郑建华先生的《浙江古代青瓷》，是2022年出版的新书，对南宋官窑、龙泉窑、哥窑以及三者关系的研究，颇多创见，建议有兴趣的朋友阅读。例如，他认为修内司官窑大概创立于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至二十六年（1156）之间，此前，由“临安府烧造”的宫廷用瓷，可能也在老虎洞窑址等处。
南宋官窑融合了北宋官窑和汝窑与本地制瓷的工艺。制瓷工艺的主体来源于北方，但窑炉采用江南传统的龙窑。凤凰山土质的特殊，造就了南宋官窑“黑胎厚釉”的独特面貌，又因紫金土与石灰碱釉的膨胀系数不同，釉面容易开裂。“开片”本来是瑕疵，后来成为特殊的审美趣味，称为“百圾碎”。
最重要的是，南宋官窑是南北瓷业工艺交流的桥梁，后来直接催生了足以代表青瓷最高工艺和审美成就的龙泉窑“粉青釉”和黑胎青瓷。由于南宋官窑无法阻止其技术的外泄，促成龙泉青瓷“迭代更新”的核心技术，可能来自于南宋官窑“和雇”的龙泉工匠。这是郑建华《浙江古代青瓷》最有启发性的观点之一。
龙泉窑与哥窑：从复制到超越
南宋佚名《百宝总珍集》：“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时押眼看价例。”其自注曰：“新窑，修内司自烧者。自后伪者皆是龙泉烧造。”早在南宋中期，龙泉窑就开始仿烧官窑。由于龙泉的瓷土、燃料等资源优势，绝非杭州可比，虽从仿烧起步，但很快后来居上，在品质上，赶超南宋官窑。
13世纪前后，龙泉工匠改进官窑型瓷器的釉的配方和多次上釉技术，烧成粉青、梅子青釉色，浑厚华滋，代表了古代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准。龙泉同时仿制黑胎青瓷，品质也不在官窑之下。龙泉窑形成了庞大的制瓷体系，这更不是南宋官窑可比的。
龙泉仿造南宋官窑的黑胎青瓷，在明代被称为“哥窑”。宫廷收藏品中还有一种“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有别，其性质是元代民间“仿官窑”以牟利的产品。
宋元鼎革后，凤凰山被割弃于城外。老虎洞窑址的山林一度成为杭州仿造官窑的主要产地，老虎洞窑址以元代地层最厚，学术界普遍认为“传世哥窑”产地就是老虎洞。明高濂《遵生八笺》说“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和哥窑都烧造于凤凰山，其差别在于哥窑是民间造假古董的行为。
王士性《广志绎》：“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元代杭州烧造假古董的行为，直到凤凰山的瓷土资源枯竭为止。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把南宋官窑还原到“宋元变迁、南北交流”的时空脉络中，才能揭示南宋官窑在宋代陶瓷史尤其是青瓷史中的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作者系杭州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