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图》 宋 崔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俞美娜
临近春节，花鸟鱼市场很是热闹，除了年宵花，购入几条金鱼也成了过年的时令。神采飘逸的金鱼尾在水中摇曳生姿，有着“金玉（鱼）满堂，年年有余（鱼）”的吉祥寓意。而金鱼和杭州，也似乎有着“他乡遇故知”般的情分。
“松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北宋诗人苏舜卿游览六和塔偶然写的一首诗，成为现存杭州有关金鱼的最早记载。
苏东坡与南屏金鱼
北宋初年，苏舜钦游经六和塔，听说塔旁池中有金鲫鱼，倚坐桥边等了很久也未能如愿，留下这句诗抱憾离开。这句诗读来并不艰涩，当年却让苏轼感到困扰——“不喻此语”。直到大约苏舜钦作诗四十年后，苏轼游览六和塔，亲眼见到六和塔旁的金鱼池中鳞光闪闪的金鲫鱼，才解开疑惑，“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也许是因为“金鱼不载于诸书”，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金鱼太少见。这是苏轼与金鱼的初见，探究中带着意外的惊喜。
人的一生中，有些感受是不能复制的。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反对新政被调任杭州通判，在这青山秀水之间，他“杖藜芒履，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何等的洒脱自在。元祐四年（1089年），54岁的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任杭州知府。此番归来，距他离任杭州通判已过去了十五年。期间，他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九死一生，宦海沉浮漂蓬断梗。当年的旧友已凋零，湖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感伤浮上心头。踏足山水故地，重游至南屏山兴教寺时，心中波澜倾泻而出，于是，有了这首《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诗中开篇第一句，用大白话直抒胸臆——“我识南屏金鲫鱼”。
虽兴教寺早已于元末湮没，但据钟毓龙考证：“净慈寺西南屏山麓小有天园故址。其地石笋林立，有泉自石隙出，汇为深池，即古金鲫池。苏东坡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有句曰‘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抚槛散斋余’，即指此处。”对苏轼来说，金鱼是暌违数载的旧友，是久别重逢的故交。
西溪路上金鱼井
《西湖游览志余》曾载，“杭州金鱼，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西溪路是杭城颇具历史积淀的一条路，民国时它是杭徽公路的一段，南宋时是皇家临幸余杭洞霄宫的辇道。乾道二年（1166年），太上皇赵构与太上皇后前往洞霄宫祈福。队伍一出古荡就踏上了“平石如砥，花木成林”的辇道，车马所经之处卷起一路红尘。辇道中有亭三间，“旁有金鱼井，梁材柱础，跨辇道而翼然”。金鱼井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井中曾经真的有金鱼，或许这口井就是专门用来观赏金鱼的。皇家的车辇行至此处停下来休息，太上皇和太上皇后在内侍宫女的搀扶下，扶着井圈向井中端详，金鱼忽隐忽现的身影和井边人的皓首一同映在幽深的水中。
乾道三年（1167年），宋孝宗为表孝心，为太上皇赵构扩建德寿宫园林，其中就有金鱼池，名曰“泻碧”。为了充实金鱼池，宫中派人四处搜罗。《咸淳临安志》曾载，淳熙十三年（1186年）六月，德寿宫命人到昌化县千顷山捕捞金银鱼。在荷花摇曳的“泻碧”池中，金、红、银等色金鱼成群结队，赵构在宫人的簇拥下，在池边戏鱼观赏，由此金鱼被世人所知。
“花港观鱼”的由来
人们对美好的事物总是趋之若鹜，达官贵人纷纷效仿宫廷凿池建园。内侍卢允升在花家山附近建了一座院舍，称为“卢园”，园内架梁为舍，叠石为山，凿地为池，立埠为港，广植草木，蓄养异色鱼类，声名远扬，这便是西湖十景“花港观鱼”的肇始。开禧二年（1206年），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前往四川上任时，竟专门用三只大船装满西湖水，把精心挑选的金鱼运往四川，同行还有他从临安请来的养鱼行家。
而在寻常坊巷，为满足人们赏玩金鱼的精神需求，金鱼养殖业应运而生。钱塘门外有专门饲养出售金鱼的店家，人称“鱼儿活”，有各色金鱼出售，鱼虫、养鱼用具也一应俱全。一尾名贵的金鱼往往会被抬价竞购，花费白银百两。
德祐二年（1276年），元将伯颜率军攻入临安，将赵宋皇家礼器宝物和德寿宫等处的金鱼连同池水一齐运往大都（今北京），此后金鱼逐渐分为南北两支流派，各自扬名。
今天的金鱼已繁衍出了“红龙睛球”“鹤顶红”“红朝天龙”“紫蝶尾”“红白花琉金”等诸多品类，斑斓的鱼鳞在水底阳光下明灭闪烁，鱼影交迭，如焰火般涌动。这绮丽漫长的见证，灿烂有时，寂静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