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生，1928年11月出生，浙江嵊州人。1945年5月加入新四军，成为一名司号手，亲身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孟良崮战役、苏北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3月退役。转业后，曾任原江干区体委副主任。
刘义夫，1927年11月出生，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8月投身革命事业，先后参加了三垛河口伏击战、杨庄保卫战、兴化战役、鲁南狙击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76年转业地方，担任原湖南株洲麻纺印染厂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2月离休后，担任原江干区闸弄口街道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等职。
编者按：为致敬不朽功勋，传承红色基因，本报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报道。通过走访仍健在的老战士，第一视角还原战场细节，以真实故事诠释信仰力量；通过探访辖区内的抗战遗址，用详实的故事和照片追寻上城抗战足迹，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传递不朽的红色精神。
唯有深刻地铭记历史，才能读懂和平的珍贵；唯有坚定地守护历史，才能找准未来的方向。让我们将历史印记转化为奋进力量，共同迈向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马相生
“吃过苦、受过累，但值了！”
放牛娃的烽火征程
我的故乡，在嵊州那片质朴的土地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般凄凉的写照，恰似我家境的真实映照。祖孙三代，皆为地主家的长工，爷爷在我尚未来得及留下深刻记忆时，便悄然离世。全家蜗居在他与奶奶用泥巴和烂草搭建的土坯房里，那破败的屋子，承载着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七岁那年，命运无情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如同一棵大树轰然倒下，家庭的重担瞬间压得人喘不过气。家中一贫如洗，连供我读书的微薄费用都拿不出。为了能有口饭吃，十三岁的我，便上山为地主放牛，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压；十五岁时，又跟着私盐贩子挑私盐，在那旧社会的黑暗中，尝尽了“人下人”的无尽苦楚。
1945年5月，那是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我毅然加入了新四军抗日第三战区。
在部队里，我成为了一名吹号兵。这个岗位，看似平凡无奇，没有步枪手枪的威风，也不配备手榴弹的凌厉。平日里，只是在起床、吃饭、休息的时刻，用号声传递着时间的讯息。战友们常常调侃我是“吊儿郎当喇叭兵”，那略带戏谑的话语中，也有着几分轻松的意味。然而，当战斗的号角吹响，便容不得丝毫懈怠。吹响冲锋号、联络部队，这些重任都落在了我的肩上，也因此，我常常成为敌方首要攻击的目标之一。这个岗位，如同一条隐秘的线，悄然为我今后的军旅生涯埋下了伏笔。
1945年6、7月间，我们接到了攻打宁波的艰巨任务。
彼时，日本军队在宁波构筑起了一道道看似坚不可摧的军事防线。我们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均处于劣势，正面突破无疑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我们选择从上虞渡过钱塘江北侧，乘船在茫茫江面上漂泊了三天三夜，最终从江苏莲水上岸。许多战士从未坐过船，晕船的痛苦如影随形，吃不好、睡不好，呕吐不止，那艰难的旅程，每一步都写满了艰辛。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转机。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的天空；9月初，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隆重举行，抗日战争胜利的钟声敲响。
我和战友们欢呼雀跃，那一刻，所有的苦、所有的累，都化作了值得的微笑，仿佛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美的回报。
入了党、负了伤
抗战的硝烟渐渐散去，但我的军旅生涯并未就此止步。部队经过休整，入编了赫赫有名的华东野战一纵队（即华东野战20军），开启了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征程。这段经历，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我心中闪耀着自豪的光芒。
我先后投身于孟良崮战役、苏北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那一场场战斗，如同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我眼前不断展开。有一年过年，当别人沉浸在放鞭炮、吃年夜饭的欢乐氛围中时，我们刚打完一场激烈的战斗。炊事员没了炊具，大家只能每人分到两三个柿饼当作年夜饭。那简单的柿饼，却承载着战友间深厚的情谊和对未来的期许。
也是在解放战争期间（1948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组织找我谈话，轻声问道：“你要不要入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入了！”那坚定的语气，仿佛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
后来，在党组织的教育下，我懂得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深刻含义。这些，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军人的更高要求，也成为了我此后人生道路上对自己的严格准则。
我与危险、死亡擦肩而过的一次经历，发生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那也是我第一次负伤。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们包围了敌人。即将冲锋的那一刻，我正准备吹响冲锋号，一颗炮弹却在我身边爆炸了。弹片如冰冷的雨点，射进了我的肩膀、腰部和右脚，瞬间，我失去了意识，整个人仿佛被鲜血包裹，成了一个血人。直到一天一夜后，在军部医院动完手术，我才缓缓醒来。
伤愈之后，部队安排我去山东的残疾军人收容学校养伤。我坚决拒绝了，尽管弹片留下的伤，让我的行动变得有些不便，但我坚定地告诉部队：“我觉得我还能上，更何况，我还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其实，当时我的右脚已被认定为二等残疾，但那颗炽热的心，从未停止过对战斗的渴望。
跨过鸭绿江
1950年11月，一纸新的命令，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平静的天空。上级派我们去抗美援朝。
这次命令来得如此急促，甚至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但大家没有丝毫的犹豫，说走就走。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旅程，竟为我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
由于时间紧迫，路上无暇吃饭，我们只能嚼着压缩饼干匆匆登上了火车。
冬天的朝鲜，寒冷如冰窖，夜里最低气温竟低至零下40多度。战士们呼出的热气，瞬间在眉毛上结成了冰霜，一个个都变成了白眉毛士兵，那模样，既有些滑稽，又让人心生怜悯。
遗憾的是，到了朝鲜战场，我却未能投身战斗。
因为我的右脚之前受过伤，在朝鲜战场的严寒中，再次受到刺激，开始溃烂、起泡，很快就失去了知觉，无法再行动。50天后，我回到佳木斯医院疗伤，医生告知要锯掉脚趾和一部分脚掌。我当时并未在意，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还要回部队继续战斗。
至此，我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虽然心中充满了遗憾，但我觉得自己依然是幸运的。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然而，我的很多好战友，却在战争年代长眠于地下，其中也包括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们的身影，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让我心中充满了悲痛和思念。
我一生中历经的大小战役不少，但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莱芜战役。那次，我们连一百四十多人，最终活下来的只有十二人。那场战役中，敌人大量使用燃烧弹，大部分战友牺牲于火海之中。夜里，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战场的惨烈景象如同一把利刃刺痛着我的心。
如今，影视技术日益发达，许多战争题材，特别是抗战、解放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得精彩纷呈、真实动人。但我总是看上一会儿就不敢再看，电视里的角色，总让我想起我的战友们。想起他们，我的泪水便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那是对战友深深的怀念，也是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无尽追忆。
刘义夫
“为了人民，无怨无悔”
奉命断后，坚守到最后一刻
1946年1月8日，我所在新四军第一纵队受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攻打盘踞在山东充州吴化文部。在司令员叶飞的指挥下，第一纵队与山东地方部队集中炮火攻击充州机场。作为宣传委员的我，冒着枪林弹雨展开政治攻势，大声向敌人喊话：“新四军优待俘虏！”
当时的战况非常激烈，直到天黑才打破了第一道防线。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拂晓，因敌情不清，上级决定暂时撤军。龚指导员向我下达命令：“小刘，你留下，最后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命令。就这样，我留在了最后，等大部队撤走，我在还未完全褪去的暮色的掩护下迅速检视了战场。我猫着腰查看四周，认真检查各个隐蔽处，直到确定没有未撤走的伤员，我才舒了一口气。此时，天已经大亮，我连忙准备撤退。
就在这时，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我，疯狂地向我射击。我不敢迟疑，朝大部队撤退的方向飞奔。突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穿过了小腿，疼得钻心。我急中生智，迅速卧倒就地滚进了低注处。黏稠的鲜血顺着小腿肚淌下来，我一看伤口，知道这是子弹的贯穿伤，冷静地取出急救包，用纱布把伤口包扎好。处于高地的敌人脚步声渐渐逼近，我借着地势小心翼翼地移动，把自己隐蔽好，心里反倒出奇的镇定，我身背一把马枪，腰里还有四颗手榴弹，我盘算着：“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其余的用来打发了他们。”
万幸的是，敌人不断地在这一带巡查，却没有发现我的藏身处。我忍痛挨饿，一直等到月亮出来，终于与发起夜袭的大部队会合了。
宿北战役，冲锋要到最前面
1946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6月开始，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为了保卫人民，保卫解放区，党领导的人民和人民军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头痛击气势汹汹疯狂进犯的敌人。同年12月，新四军华中和山东部合并重组，我被编入第六团第九连，不久就参加了宿北战役。
我认为，人民军队打仗就要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讲究战略战术，战略上讲以少胜多，战术上讲以多胜少。从总体上看，国民党军队人多，又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援，还从投降的日军手中得到了大量的枪械辎重。而我们新四军人少，装备也差，粮食也不够，但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身后有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从战略上讲，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藐视敌人；在实际作战中，我们局部集结重兵，采用包围分歼、分段狙击等方法以多胜少，打得敌人找不着北。
在这次战役中，我再次负伤，左肩膀被击中，鲜血一下子涌出来，半件衣服全是血。尽管如此，发起冲锋的时候，我不甘落后，依旧大步冲向敌阵。身边很多战士都倒下了，打得非常惨烈。但当时的我没有一丝害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向前冲，消灭敌人。”耳边回响起指战员说的：“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冲在最前面，狠狠地打击敌人！”
山东父老乡亲，我的再生父母
我第一次负伤被担架抬下来时，一位山东当地的老大娘一直守在我的身边，她把自己家里省吃俭用留下来的鸡蛋都给了我，还给我煮热腾腾的面条。我连连推辞不肯接受，老大娘却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小伙子，你是为了我们山东的老百姓流的血，这点心意算不了什么。”到了后方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子弹从小腿两根骨头中间穿过，留下两边各一个狰狞的血洞。本来要截肢，山东的老医生看过后说：“截肢不行，不能让咱新四军的小伙子没了腿，咱们再想想办法。”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我的腿终于保住了。
第二次负伤，伤在肩膀，我躺在担架上一动也不能动。白天到处都是封锁线，到了晚上，终于能把我送走了。我记得很清楚，眼看要过桥了，敌机却向我们这边飞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亮，担架队在月光下显得特别显眼，敌机一个俯冲过来，老大爷一见，知道情况不好，但他不是放下担架逃跑，而是趴下来，用整个身体把我护住。我听到耳边机枪扫射的声音，心里很着急，喊道：“老大爷，我没事，你赶紧走！”可是老大爷没有走，从始至终趴在我身上护着我。我眼眶一热，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山东的父老乡亲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不离不弃，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后来在医院，因为百姓送的毛衣是手摇的，羊毛进到伤口里，伤口化脓了，像针扎一样的疼，医护人员把纱布搓成绳状蘸上凡士林，在伤口上来回拉扯清理，我咬咬牙忍了下来。疼，是真疼，可是比起父老乡亲深情厚谊，为了他们，流血都值，命都能舍，这一点疼算什么！
（来源：区委老干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