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它们被抵押在香港的消息,周恩来指示立刻回购

2026-11-07

1951年10月26日,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当天需要处理的公文。其中,一封由政务院转呈而来的信函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这封信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从香港发来的。他在信件中提到,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将于一个月后到期。郑振铎请求国家出面,想办法赎回文物。

这两件文物,一件是《中秋帖》,另一件是东晋书法家王珣创作的《伯远帖》。

《中秋帖》全长27厘米,横11.9厘米,共3行。除了仅有22字的书法字迹,全卷其余部分均为后人收藏时所做的题跋。

《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珣写给亲友的一封信札。原帖只有5行,一共47个字,全卷的其余部分则为后世装裱时的题跋。

清朝乾隆皇帝尤为喜爱这两件书法作品。乾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46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特意珍藏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内。然而,宝帖在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在位时,散佚出了紫禁城。

一直以来,周总理对于文物工作特别支持和关注。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破坏。

195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台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法令明确了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改变了中国文物被掠夺、被破坏的历史。

得知两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在香港的消息后,周总理马上吩咐秘书了解具体情况。而最清楚其中原委的人莫过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马衡很快将两幅宝帖的情况整理成文,详细叙述了散佚的经过,并立刻呈报给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很快就做出具体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唯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

收到批示后,马衡立刻着手准备回购宝帖。他要找到能够协助他的文物专家,可谁能胜任这个任务呢?

一个人选浮现在马衡的脑海之中,他就是徐森玉。

这一年,徐森玉已经70岁高龄。他收到马衡的消息后,当即决定陪同马衡一起南下。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柳向春回忆:当时定的方案,马衡他们化装成商人偷渡去香港,但马衡、徐森玉去澳门试了一次,发现危险性太高。

危急关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有一个人能够承担起在香港鉴别宝帖真伪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

香港银行家庄世平回忆:专家一个字一个字地、一段一段地鉴定,一整个卷鉴定。整个卷几十个字,不多,裱在卷内。字卷鉴定好了,卷是真的,纸是真的,图章也是真的。

在庄世平的协助之下,两份书法宝帖鉴定完成,真迹得到确认。之后,周恩来总理从有限的外汇中挤出了50万元港币的收购款项,要求立刻回购两幅宝帖。

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伯远帖》被顺利回购,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库中。两天之后的傍晚,文物收藏家徐伯郊带着两幅宝帖顺利回到了广州。这意味着两幅国宝级的书法帖终于回到了内地。

从1951年10月5日,郑振铎在香港得知《中秋帖》《伯远帖》的消息,到最终马衡等人顺利将两帖带回北京,历时不到两个月。

回购《中秋帖》和《伯远帖》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正是这个偶然事件为中国抢救流散文物的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的回归,悄然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抢救流散国宝的序幕。

据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