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岑嵘
近日，87岁的严大伯向记者诉苦说：“被电话骚扰的事情天天碰到，我统计过，全国各地有几十个地方给我打电话推销，不胜其烦，快想想办法……”据严大伯说，今年5月19日，他一天就接了20个陌生骚扰电话。严大伯说：“我一接电话，对方就开始讲，一两分钟不停，不管你骂不骂，它照讲。我说‘你再打我报警’，它听不懂。后来才搞明白，电话那头讲话的是‘AI’。”（据“橙柿互动”）
我们常常说：技术本身没有善恶，它的价值取决于人对它的用途。例如语音合成技术，既能为盲人提供读物，也能成为冒充子女声音的骗局。再例如AI技术可以破解数学难题，也可以成为黑客窃取密码的钥匙。差别不在技术本身，而在用它的人心里盘算的是什么。
虽然技术是中性的，善恶是人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逃避责任，我们必须给技术也“立规矩”。
人类其实不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局面。蒸汽机、内燃机、核能、互联网，每一项技术刚出现的时候，都让人又兴奋又不安。社会总是需要用一段时间来“驯化”它们，从定规则、划边界，设底线，到搞清楚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误用了怎么罚。
过去驯化一项技术，要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们用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时间反复试错，虽然也付出过代价，但好歹来得及纠正。到了 AI 这里，一切都在加速，留给人们试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一个模型从发布到被用歪，可能只要几个月。我们还没来得及积累相关的经验，就必须面对它们带来的负面作用。
我们还注意到一种新的状况，即作恶的成本在AI时代被降得很低，防范的成本却压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就像本文开头提及的严大伯，要自己分辨电话那头是不是真人，目的是什么，全靠自己提高警惕。让不懂AI技术的老人防范AI骗局，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所以，“科技向善”不能停留在呼吁，必须转化成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和法律。
例如，对此类事件要一查到底。像对老年人的骚扰推销，就必须查清谁在用、用来干什么，是否涉嫌欺诈，要能查到源头。今天拿 AI 给老人设套的人，明天就可能拿它编造假新闻、生产假产品。
要充分运用科技形成有效防范手段。例如当大数据识别出诈骗的话术时，或者通过算法识别出骚扰推销的意图，通话要被强制终止，号码会被标识和停止使用。
要把违法行为写进法律里。所谓规则就是要让作恶的代价高到没人愿意碰，对利用科技伤人的依法处理，这比喊一万句 “自律” 都管用。
眼下，立规矩最要紧的是抢时间。技术的步子永远比规则快，AI的伤害是规模化的，一次作恶，可能同时落在成千上万的人头上；有些伤害一旦发生，很难逆转。我们不能“出了问题再说”。全社会对技术建立起来的信任，可能被这些灰色产业破坏。技术越强大，人们越需要安全感，越需要有人对技术的使用严格把关。
如今，AI 能替人类做越来越多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更需要被约束。把规矩立好，不是为了给技术添堵。恰恰相反，越是边界清楚，越没有人敢滥用它，这有助于它的健康发展。历史上每一项被社会接纳的技术，都不是靠放任不管，而是靠不断完善的规则制定才走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