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北碚区，有一对失独老年夫妇：妻子重病卧床、完全失能，丈夫年事已高，独自一人24小时照护老伴。两位老人没有子女，也没有近亲属可以依靠；请不起护工，照护随时可能断档。更让他们忧心的是，一旦其中一人突发疾病，会面临无人签字、代办、兜底的难题；倘若一方失能或倒下，另一方也将失去照料依靠。
如今，这对夫妇的心结被解开——在北碚区的意定监护试点中，当地为他们免除公证、签约、法律服务的全部费用，一份按照“一人一策”定制的监护协议，把生活照护、医疗决策、财产管理、身后事项等全链条权责写进法律文本，让一家人的口头托付，成为受法律保障的承诺。
这样的需求并不在少数。2023年，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北京市老龄协会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接近80%的老年人担心突发疾病或遇到意外情况时，无人料理紧急医疗救治、身后事等相关事务，也担心未来的生活照护问题。专家指出，民法典确立的意定监护制度，为老年人按照自己意愿选择晚年照护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认知关：很多人没听说过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个案在增多，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意定监护仍是“陌生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韶华向记者分析，意定监护在实践中运用较少、普及率不高，原因之一在于，受传统社会文化影响，多数老年人考虑较多的是财产继承问题，对于晚年失能后的监护问题考虑较少，更不用说意定监护；原因之二是宣传不足，虽然意定监护制度已在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有所规定，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公众对其认知和信任程度较为有限。
主体关：合格监护人难寻
意定监护最关键的一环，是找到愿意且能够履职的监护人。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凯欣长期专注于意定监护的法律实践。她在调研中发现，“不知道托付给谁”，是实务中普遍的痛点。有的独居老人觉得“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指定”；有子女的老人则担心“我指定了外人，子女会不会闹”；还有年轻人问“我朋友愿意帮忙，但医院认吗”。
刘凯欣建议，监护人可对照“信任度、能力、稳定性、地理距离、无利益冲突、本人意愿”六项标准挑选，尽量避开有赌博等不良习惯或与自身财产有重大利益冲突的人选，并设置备用监护人，防止第一监护人先失能、失联或死亡导致协议落空。
对于“托付给谁”这个问题，社会力量正在补位。田韶华建议，应探索培育和发展专业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明确此类组织的准入资格、履职要求、监护职能，充分发挥其在法定监护、意定监护以及监护监督中的作用。
程序关：协议可能不被认可
签下协议，只是第一步。受访专家指出，要让更多协议真正“接得住”托付，还取决于统一细则、登记备案与效力认可等程序环节。
刘凯欣把意定监护比作一条高速公路：“入口”（签协议）已经修好，“出口”（医院、银行、房产中心认可）和“服务区”（监督、救济、变更）还有待完善。她坦言，目前缺乏全国统一的操作细则和登记平台，“监护人拿着上海的公证书去外地银行办事，可能不被认可”。
有地方正在为打通这些“梗阻”努力。记者了解到，上海已着手建设市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息归集查询平台，集纳公证机构办理的意定监护公证、民政部门或村（居）委会见证的意定监护协议以及人民法院相关判决、裁定，为跨部门核验提供基础。
刘凯欣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协议示范文本，并同步明确监督人的选任、职责与法律责任，让协议有章可循、监督有责可追。明确医院、银行、养老机构等第三方的核验义务，打通部门间数据互认。
监管关：如何防止托付“变味”
把晚年的人身与财产权益托付给他人，如何防止托付“变味”？受访专家指出，答案是监督机制。
田韶华建议，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督体系：事前将公证作为意定监护协议签订的重要环节，由公证机构把关确认委托人的真实意思，通过精细的条款设计明确监护人的行为边界，及时识别并消除可能存在的监护风险；事中由监督人对监护人是否依法依约履职进行日常监督。同时，应构建私力监督、社会监督与公力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在允许委托人依其意愿选任监督人的同时，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基层社会组织、公证机构的监督作用，并大力培育专业监督组织。
据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