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初，天气阴沉。嘉兴南湖上稀稀拉拉浮着四五条游船，远远近近泊在水面上，互不挨着。
其中有一条稍大些的，停在离湖心岛上烟雨楼一箭之地的水面上，船头坐了一个年轻女人，一身白夏布斜襟短衫、黑绸裙子，圆脸戴一副眼镜，样子文文静静，仿佛在看风景。
船舱里十来个外乡口音的男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说个不停，看上去仿佛只是一群外地来客，到南湖消夏打牌，借着湖风消磨日子。每当别的船只接近时，船头的女子便会敲敲舱门，里面的人就停下话头，开始稀里哗啦地摆弄桌上的麻将。
谁也不会想到，这条不起眼的游船里，这些人正做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这会本该是在上海开完的。
惊险一夜
1921年7月30日，望志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场在召开最后一天会议时遭到法国巡捕的突然袭击。虽然与会代表在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刻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休了会，留下来的李汉俊与陈公博也成功敷衍走了巡捕，但毕竟会场已经暴露，继续开会风险太大。
对许多代表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体会到了“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绞杀”，因此大家在休会之后绷紧了脑子里的弦，分头行动以免被一网打尽。唯有周佛海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吃坏了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所以一个人留在博文女校。后来他回忆称子夜时分，正在地板上睡得迷糊——因为是假期临时租借的校舍，大家只得在楼板上打了地铺——忽然毛泽东走进房间，问他这里有没有出事，他才知道会场那边出了问题。
望志路跟博文女校相距不远，不过200多米的距离。今天你站在中共一大会址的门前，想要回到代表们的住处，只消打开前门——上海的房子通常进出都是通过后门，只有特殊情况才会打开前门，而7月30日代表们离开会场时，走的就是前门——走出弄堂后顺着街边往东几十步，便能来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左转，步入黄陂南路一直向北，经过短短的一个街区，来到太仓路上顺势往西一拐，不消几步，博文女校便映入眼帘。以正常人的脚程来算，只要三五分钟便能走完全程，然而毛泽东从会场出来之后，花了近四个钟头才回到博文女校，显然是先在外面转了一圈，确认安全之后才敢踏进门去。
其实，在外面转上几圈、确定没人跟踪之后才回到落脚的地方，是当晚几位代表的共同选择：陈公博在巡捕上门时没有脱身，于是被按在一大的会场里动弹不得，无事可做的他只得连抽了48支烟，等到巡捕离开之后李汉俊催他赶紧撤离，他直到10点多情绪彻底稳定下来才离开会场。离开会场时，发现弄堂口似乎有人监视，于是先逛了一圈商场，又叫了黄包车前往大世界看了露天电影后“在人丛绕了一个圈”，才返回大东旅馆。回到旅馆后，他迅速将自己带的文件焚烧干净，终于放下心来。
当时包惠僧曾返回过一次会场——这让陈公博吓得魂飞魄散，多年后回忆此事时还感慨“那时真有些吃惊”，以为法国巡捕卷土重来，发现是跑回来打听消息的包惠僧才松了一口气。他劝包惠僧不要逗留，赶紧先走，详情明日再说。包惠僧当然不是稀里糊涂摸上门的：会议中断后，张国焘、包惠僧跟李达几个人曾结伴去了老渔阳里二号，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更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居所。几个人在这里落脚后，等了大约两小时，又派包惠僧回去打探消息。
包惠僧得知李汉俊他们侥幸逃过一劫后并没有急着返回老渔阳里二号，而是兜了好几个圈子，确定身后没有“尾巴”，才回去报信。至于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等几位代表那一晚各自宿在何处，如今已不可考。后来大家回忆起来，只说是怕侦探顺着博文女校的线摸来，大概这几位为了稳妥起见临时觅店投宿，以免被巡捕一网打尽。
如此算来，一大的15名出席者那一夜竟然分散在至少5个地方：李汉俊自然留在了望志路，张国焘与李达等人去了老渔阳里二号，毛泽东他们在博文女校——包惠僧回忆说，他回老渔阳里二号报信之后见危险不大，最后也回了博文女校，陈公博去了大东旅社，还有些代表怕是干脆在外面另找了旅馆。所以，会议到底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这些问题就被搁置到了第二天。
可祸不单行：7月31日《民国日报》刊登了《法租界取缔集会新章》的消息，称“捕房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开会集议，须在四十八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如有私自秘密集议，不将会议理由预先报告者，捕房查悉后，即照违章论，务请公堂讯究云”。
于是，一个选择摆在众人面前：如果赶在31日抓紧把会开完，固然能避开8月1日起施行的集会报告制度，但会场已经暴露，继续在这开会难免会引来巡捕上门；如果另寻会场，一天之间恐怕难以落实，少不了要和集会新规迎头撞上。而从法租界转移到公共租界更是不行：当初选定在法租界开会就是看中环境相对松弛，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有了取缔集会的规定。一时间，大家竟然有束手无策之感。
一个新的方案被提了出来：如果上海已经不适合继续开会，那转移阵地，前往其他城市把最后一天的会议开完行不行？
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去处是杭州。杭州毗邻上海，沪杭甬铁路开通之后，两城交通十分便利。若是乘火车过去，然后租一条船泛舟西湖，借游湖之名把会开完就再好不过：一来会议都在船上，只要压低声音，就不用担心泄密；二来这样无需准备会场，也避免了十几个人在一起集会被人怀疑。于是李达等人议定此事，便通知各位代表，让大家早做准备。
结果，到了8月1日，波澜再起：李达他们看过上海到杭州的列车时刻表，才发现当时上海最早一班赴杭的火车乃是7点35分出发，要经过5小时的颠簸后才能抵达——而最晚一班返沪的火车在杭州站是晚6点15分发车，这就意味着大家抵达杭州后只有5小时多的时间可以租船开会，时间实在紧迫得要命。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了一个新的会议地：嘉兴。（未完待续）
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