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政委亲抓高科技的无线电侦察小分队（小电台），等于为红军安装上了“千里眼”，敌军的一切活动都一览无余。最为脍炙人口、在红军战史上闪耀着夺目光辉的战例是破译敌军行军序列密电，预设口袋，活捉敌军中将司令张振汉。
1935年6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主动向鄂敌发起进攻，9日以一部包围宣恩县城，大部隐蔽于宣恩县城以南的山地10公里处，准备打援。但是，敌人能否按照我们的计划钻进“口袋”，这是任弼时与贺龙最关心的问题。任弼时命令小电台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侦听敌军电台往来密电。
红军按计划正准备出发时，机要科长龙舒林报告：“小电台截获了一份密码电报，正在破译。”任弼时当机立断，请贺龙先走，自己留下来帮助破译。在任弼时指导下，密电很快就破译出来了。任弼时发现，敌人果然中计。原来，国民党湘鄂川边“剿总”总司令徐源泉担心宣恩失守将直接威胁他的老巢施南，于是急电调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率部增援宣恩。但是，老谋深算的张振汉给徐源泉回电说，为避宣恩城南红军主力之锋芒，他将兵分三路，于12日迂回忠堡，从西向东驰援宣恩。张振汉果然不愧为保定军校高材生，他已经预判到红军主力将在宣恩城南张网以待。红军截获的这份电报，是张振汉“增援宣恩城的作战行军序列、时间、人员、装备”的绝密电报，其中特别标明“在忠堡休息”。任弼时如获至宝，快马加鞭赶上了贺龙。
贺龙也十分兴奋，他说：“张振汉从1931年起就吊在我屁股后头转，天天喊‘活捉贺龙’，这回我倒要看看是谁活捉谁了。”任弼时与贺龙紧急商议，权衡利弊，再次优选伏击地点。他们两人分析，敌人整天行军，到了忠堡正是人困马乏之时，于是决定将伏击地点定在来凤到宣恩中间的忠堡。他们立即下令部队连夜急行军100里，先敌1小时赶到忠堡设伏。
敌人果然准时钻进了“口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红军全歼敌人师部和一个旅，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中将曾妄想化装脱逃，但被认出，当了俘虏。张振汉在一心等死的同时，也表示佩服红军未卜先知、伏击地点选得好。没想到，贺龙和任弼时非但没有杀他，反而晓之以民族大义，说只有抗日才能救国。张振汉受到教育，态度发生转变，说“我从红军身上看到了民族希望”。他之后成为红军学校教员。
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请来张振汉出谋划策。根据张提供的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贺龙、任弼时决定“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南下湖南中部，突破国民党沅江、澧水防线。1935年11月，红军攻打龙山县城，由于城墙坚固，进攻受挫。红军虽然缴获了山炮，但没人会用。红军请张振汉直接示范，只用两炮就准确地打开一个大豁口，攻占了龙山。
1936年2月，红军抢渡金沙江，没有渡船，张振汉提出扎竹筏抢渡的主意，保证了红军安全渡江。过雪山时，张振汉坐骑失蹄，摔下深渊。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搭成人链，把他救了上来。他摔断了腿，战士们就抬着他前行。张振汉多次告诫儿子张天佑：“过雪山时，好几个红军为了把我抬出去牺牲了。我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杀死了很多他们的兄弟，他们却拿命救我。这份恩情，你不要忘记！”
1936年10月，张振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七七事变后，毛泽东批准张振汉回到蒋统区。张振汉在蒋介石的格杀令下逃生，然后以成功商人的身份再次进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圈子，1943年成为国民党的中将高参。1949年，张振汉利用自己的威望，秘密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参与策划了湖南和平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长沙市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红色密电传来“遵义会议”精神
由于加强了无线电侦察和通信建设，红二、六军团耳聪目明，上下通气，能走能打，生机勃勃。特别是在1935年2月11日，红二、六军团迎来了一个大喜讯：他们收到了中央的密码电报。这是中共中央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以来的第一份正式指示电文。两个军团领导立即认真研究，他们感到眼前一亮，犹如一道曙光照亮黑暗夜空。
中央来电的文字和过去“左”倾冒险主义的理念大相径庭，再也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短促突击”那一套，而是新的战争理念。电报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
红二、六军团意识到这次中央的提法“和过去的提法大不一样”，于是电问中央。原来，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张闻天接电后，立即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电报发给红二、六军团。任弼时、贺龙立即在全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此后，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到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已经发展到22000多人，是1934年10月两军会师时8000人的2.75倍。
明码加密码，引领红二方面军成立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据彭德怀回忆：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后，“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也回忆说：“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时，原中革军委三局（通讯联络局）随红军总部留在了左路军，红军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了红军总司令部。”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和红二、六军团有三个半月不通信息。特别是中央红军9月20日占领哈达铺后，惊喜地发现陕北有苏区，于是在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周恩来既给四方面军发报，又给红二、六军团发报。由于没有密码，1935年9月29日，周恩来不得不使用明码电报与任弼时联系：“弼兄，我们密留老四处。弟豪。”
任弼时收到这份神秘的明码电报后十分欣喜，他知道“豪”就是“伍豪”，也就是周恩来。但为什么是明码电报？“老四”又是谁？欣喜的同时他又担心这是敌人的花招。为慎重起见，当晚，任弼时用原来约定的密码电报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于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由于密码早已被张国焘收走，任的电报落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电报落款为“朱、张”。
以“朱、张”名义发来的电报会让人认为这是来自中央的电报。此时红二、六军团并不知道中央的有关情况，但由此明确了战略转移的方向。贺龙和任弼时于11月4日决定向红军总司令部靠拢。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了长征。
中央寻找红二、六军团的努力从来没有放弃。1936年1月27日夜，红二、六军团译电员龙振彪正在和红军总部电台（四川）收发密电，休息时，中央电台（陕北）总队长王诤插进来呼叫：“请阎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谈！”阎侃斋队长上机后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王铮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已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密码留在总司令部，并约定了下次联络时间。任弼时听到汇报很高兴，指导先用明码商定密底，作为简密通报。由于简密通报及时，任、贺知道了党中央北上方针和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行动的实情，这对今后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具有重要意义。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任弼时找张国焘要回了中央密码，恢复了同中央中断一年的密电联系。
中共中央也于7月1日发来贺电：“我们以无比的热忱庆祝你们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并且明确指出方向：“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此，任弼时、贺龙保卫党中央的立场更加坚定。
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的成立为三个方面军会师、长征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千里眼”，穿过历史风云，造就了壮丽的历史传奇。（完）
（本文选自《纵横》2022年第3期，作者路富贵曾在邹毕兆身边工作，曾任湖南省绥宁、邵阳县委副书记，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据纵横杂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