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制图
商报记者 杨伊琳
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现象——在美国对华“对等关税”出台一年有余后，许多曾被迫转移至东南亚等地的跨国企业，又把产业链搬回了中国。
过去几年，无论是服装、鞋类、家具还是消费电子行业，企业都在努力降低对中国单一生产基地的依赖。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和墨西哥由此成为全球制造业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这种策略被称为“中国+1”，其意图不是要彻底离开中国，而是在中国之外建立第二套供应能力，为关税、疫情、地缘政治或者其他供应链中断风险购买一份保险。
但这份保险真正运行了几年以后，一部分企业发现，它的价格可能比预想的要贵。
于是，那些已经走出去的订单，又开始回到中国。
二季度，订单突然掉头
全球供应链质检公司QIMA长期为欧美企业提供工厂审核和产品验货服务，它的业务量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贸易额，却可以作为观察全球采购订单流向的一个高频指标。
从这组数据看，直到今年一季度，“中国+1”都还在明显加速。2025年全年，美国客户在中国的验货和供应商审核需求同比下降18%。到了2026年一季度，中国在QIMA美国客户采购中的份额下降到27%，低于2025年全年的30%。
与此同时，美国客户在南亚和东南亚的验货审核需求同比增长21%，其中越南增长61%、柬埔寨增长26%、印度增长33%。如果只看到这里，结论似乎非常简单：中国在失去订单，东南亚在承接订单。
但到了二季度，方向突然变了。QIMA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占其北美客户验货和审核业务量的比例上升到35%，达到六个季度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东南亚的份额重新下降到2025年以前的水平。
欧洲市场也出现了类似变化：欧盟客户在东南亚的验货和审核需求从4月份的同比增长14%，一路下降到6月份的同比减少5%，而同期欧洲客户在中国的验货需求持续回升，6月份同比增长10%。
很多媒体报道也印证，一部分已经在东南亚建立产能的供应商，开始重新把生产放回中国。
与中国“脱钩”，没有想象中容易
在2025年美国对华关税飙升之时，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手电筒企业ACG曾重金布局东南亚市场，然而，在完成泰国、越南等工厂的设备采购与资质认证后，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根本离不开中国。
ACG全球COO菲尔·拉斯特道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实：中国商家的手电筒在亚马逊上的售价，甚至比ACG将手电筒从泰国运往美国的运费还低。对ACG等跨国企业来说，与中国“脱钩”的难度，藏在无数这样的细节里。简而言之，绕了一大圈，企业们发现：中国优势，无可替代。
首先是中国供应链的“快”与“全”。以手电筒行业为例，中国浙江宁海县的工业小镇西店，全球约60%的手电筒在这里生产，数百家制造商形成集群效应，LED灯泡、电路板、开关等零部件“出门就能买到”。除了大和全，更有产业集聚带来的高效率和成本优势，这种领先优势，很难被超越。
放眼世界，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其次是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可控的物流成本。目前，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中国独占8席。不仅如此，由中欧班列、铁海联运网络等系统支撑起的综合物流系统，让中国物流效率稳居世界前列。
如拉斯特所言，与背靠宁波舟山港、拥有低成本航运路线的西店相比，其泰国手电筒工厂周边配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货物运抵港口的成本也高出不少。
最后是高效务实的营商环境。与东南亚等地相比，在中国做生意，行政效率更高，安全风险更低。
综合多种因素，ACG算了一笔直白的账：不考虑关税，从东南亚出货的成本要比中国高出12%到15%。因此，即便已有能力在中国以外生产四分之三以上的产品，其仍选择将三分之二的产能布局在中国。
越南实验，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
事实上，过去几年企业把供应链搬到东南亚，本来就不只是因为那里工资更低。对于很多出口美国的企业而言，更重要的变量一直都是关税。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以后，一件产品究竟应该放在哪里生产，就变成了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
假设一种商品在中国生产的成本是100元，在越南生产需要110元。单看制造成本，中国显然更便宜。
但如果从中国进口到美国需要额外支付25%的关税，而越南只需要支付很低的额外关税，那么哪怕越南工厂效率更低、管理成本更高，零部件还需要从中国运输过去，企业仍然有动力搬到越南。因为那额外10元的制造成本，可以换来更多的关税节省。
但2025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剧烈变化。美国把新的关税逐渐扩展到其他贸易伙伴。过去那种“中国面对极高关税、东南亚税负明显更低”的简单结构发生了变化。
SHEIN的越南实验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
它最初布局越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率先取消中国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但几个月以后，美国又把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免税待遇取消到所有国家，越南相对于中国的一项政策优势随之消失。
与此同时，中国商品的关税从贸易战最极端阶段回落，中越之间的实际税负差也随之缩小。于是企业的账必须重新算一遍。
过去是：中国制造效率高，但是关税高；东南亚制造效率低一些，但是关税低得多。
现在则逐渐变成：中国制造效率高，关税高一些；东南亚制造效率低一些，关税却也没有原来那么低。
只要关税差足够大，企业当然愿意为“中国+1”支付额外成本。但如果关税差只剩下几个百分点，那些原本被关税掩盖的制造成本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另外，库存成本、运输成本、资金占用成本、缺货损失，以及最重要的——错过一个短生命周期爆款的机会成本。所以从财务报表上看，越南一个工人的工资可能比中国低很多；但对于SHEIN而言，一个款式如果晚两个星期上市，节省下来的工资可能根本没有意义。
SHEIN的一名广州供应商负责人表示，不少去了越南的供应商已经回来，因为即使越南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更低，较低的生产效率仍然让当地制造不如中国划算。
这套逻辑当然不仅适用于SHEIN。Steve Madden重新增加中国订单时面对的同样是价格、质量和交付能力之间的平衡。而ACG在泰国的工厂面对的，则是很多零部件依然需要从东北亚进口的问题。它们看起来是不同问题，其实最后都指向同一个东西：供应链的综合成本。
政治可以喊口号、搞脱钩，但企业要算账，资本要逐利。全球供应链可以搬走生产线，却搬不走中国制造业几十年积淀下来的“生态体系”。一个由全品类产业链、完善基建、高效物流和务实营商环境共同构成的系统，不是一张关税清单能拆散的。
（此稿综合整理自观察者网、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海外网、浙江贸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