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集会抗议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反间谍立法。据环球人物微信公众号（图源日本劳动网）
商报记者 虞洪波 综合报道
对于中国人来说，“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
7月31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
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新机构令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中国外交部指出，这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2013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视察位于宫城县松岛市的航空自卫队基地时，曾坐进一架编号“731”的T-4教练机座舱并得意地竖起大拇指。照片一经流出，引发日本国内以及中国、韩国舆论的不满和抗议。
了解其作用
整合外务省、防卫省等多部门的情报职能
日本这次情报体制改革酝酿已久，落地却很快。
设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前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就已在自民党内酝酿——2013年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与《特定秘密保护法》落地后，自民党内多次讨论设立“日版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间谍防止法》，均因舆论强烈反对而搁置。高市早苗是这一主张多年的鼓吹者，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便将其写入政纲。2025年10月上台后，她立即重启尘封的方案。
在高市政府强力推动下，从5月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到7月24日内阁会议敲定人事与挂牌日期，再到7月31日机构正式成立，前后不过三个月。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因此被称为情报工作的“司令塔”。该机制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阁僚。
7月31日的首次会议上，除了敲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另一项议程同样引人注目——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立法。日本政府已明确表示，“国家情报局”挂牌后，将围绕反间谍推进制度建设，设立专家小组，讨论制定《间谍防止法》和新设“对外情报厅”。
反间谍是工作重心，军事情报分量在加重
“国家情报局”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由原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但其“一把手”级别提升，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相同。
据日媒披露，“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主体来自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同时吸收警察厅约180人、防卫省约100人、外务省约50人、公安调查厅约40人。警察系统占据绝对主导，意味着反间谍、国内安全将是其工作重心；防卫省位列第二大人员来源，则显示军事情报的分量正在持续加重。
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人、内阁情报官原和也担任。原和也出身警察系统，长期从事国家安全工作，还曾任职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和驻美国大使馆。
正在打破原有的权力分散与制衡体系
“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日本情报体系从‘碎片化’向‘统合化’的根本转变。”知名日本问题专家、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在接受采访时说，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等因素影响，情报职能长期高度分散化、去中心化，没有类似CIA那样的中央情报机构，“这就导致搜获的情报是否上报、报什么，完全取决于各省厅的意愿，首相官邸难以获得全面、及时的情报”。
陈洋表示，“国家情报局”成为首相直接管辖的国家级情报中枢，不仅可以统合全政府情报资源，而且拥有跨部门协调等完整职能，这实际彻底打破了战后日本情报分权制衡的“制度防火墙”。同时，日本国家情报局配合日本“反击能力”等扩军政策，为自卫队远程作战、海外军事部署提供核心情报支撑，可以说彻底背离了“专守防卫”原则，持续掏空和平宪法的核心精神。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政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日本国宪法》对日本的防卫与安全力量有着严格限制，然而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政权，逐步推进的集权化情报机构正在打破原有的权力分散与制衡体系。
“为无缝对接‘五眼联盟’扫清体制障碍”
日本“国家情报局”尚未挂牌，就先获得了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公开背书，这在盟国情报合作史上并不多见。
陈洋认为，如今“国家情报局”成立，标志着日本已搭建了能与美国CIA、英国秘密情报处（MI6）等机构对接的国家级架构，“这将为日本今后无缝对接‘五眼联盟’或建立‘第六眼’合作机制扫清体制障碍”，也意味着日本正在从单纯的情报接受者向情报生产者、共享者转变，其国家情报体系对中国的关注将更趋系统化。
陈洋进一步指出，“国家情报局”可能只是日本情报体系改革的第一步。
目前，高市政府还计划制定《间谍防止法》以及建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意图“逐渐形成从情报搜集、综合研判到海外情报活动、反间谍行动的完整体系”。
警惕其用意
与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如出一辙
这次改革彻底推翻了战后的制度设计。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后被赋予法定跨部门强制统筹权，决策层“国家情报会议”更是由首相牵头，形成了由首相官邸一元化领导的垂直权力链条，没有国会制衡，没有司法监督。
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警告，高市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与反间谍法，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面临着将日本重新推向“监视国家”与“治安警察国家”的巨大风险。
日本社会的这种警惕，来自刻骨的历史记忆。
1911年8月，东京警视厅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此后其他地方警察部门陆续跟进。
1928年，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会领袖，史称“三·一五事件”，特高课在其中大肆抓捕、刑讯逼供。正因如此，战后美国主导设计日本情报体制时，刻意采用去中心化架构，让多部门并立制衡，防止权力再度集中。
比对内监控的潜在风险更深远的，是这套体系与军事扩张的联动。
新华社在起底日本“新战前情报体系”的报道中指出，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九一八事变前，“满铁”的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在中国东北四处刺探；1941年偷袭珍珠港前，日本间谍提前摸清了那里的天气、水文、地形和美军舰机部署。
情报先行，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贯套路。当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前，正是依靠情报网络完成渗透布局，为军事侵略铺路。如今日本重新打造集权情报机器，其指向十分清楚：紧盯周边安全局势，为可能的军事介入做信息准备。
对内，它将民间交往、社会言论和反战团体纳入高压监控；对外，它明确服务于自卫队的“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基地的先制打击能力。从以前的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侦察与进攻。这种对内钳制、对外服务扩张的制度形态，与二战期间日本特务机构“特高课”如出一辙。
需警惕在不同领域加强对华情报搜集
就强化对华情报搜集而言，日本已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据分析，日本涉华情报可能从传统的军事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科技、经济安保、产业链、认知领域等，日本“国家情报局”接下来将在不同领域加强对华情报搜集能力，推动日本对华政策更加“情报驱动”。
陈洋提醒，日本对华情报活动或在东海、台海、南海等关键区域开展渗透侦察，这将使危机升级，并加剧两国战略博弈。
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永智指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其情报）搜集重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战略动向，具体包括相应的外交、军事、情报等，主要服务于日本实施当前对外战略和军事战略。2022年版的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将中国作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
从性质看不亚于向国际社会下战书
近年来，日本已经进行了一连串突破战后约束的危险动作：
日本防卫预算已实现14年连增，2026财年预算高达9.04万亿日元，防卫费占GDP比重不仅提前突破了2%的目标，甚至向着3.5%一路狂飙；日本防卫大臣多次声称要“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政策”，试图挑战“无核三原则”，而日本手里正囤积着约44.4吨分离钚；同时，日本正加速融入美国主导的情报网络，谋求对接“五眼联盟”与北约，把阵营对抗逻辑引入亚太。
情报集权与扩军备战步步紧扣，日本正在一步步挣脱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的束缚，重新向“战争国家”演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表示，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已经成势为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分析，日本国家情报体系的建设，实际上是在情报领域突破“专守防卫”步骤的先行，从日本近期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它也是服务于日本“再军事化”、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重要链条中的一步。
从安倍到高市，日本的挑衅越发肆无忌惮，明着试探国际社会的底线。从“国家情报局”的性质看，日本不亚于向国际社会下战书。
历史早已证明，每一次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都是以情报机器的膨胀为先导。“731”这三个字再次响起，不仅是挑衅，更是警钟。
静观其后事
支持率暴跌，高市还能“笑”多久
7月27日，“国家情报局”成立前四天，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在被问及内阁支持率大幅下跌一事，她嬉皮笑脸地回应说：“很难分析”“不清楚原因”。
同日的记者会上，在回应本届国会执政党有无值得反省之处时，高市更是大言不惭：“没什么特别需要反省的。”
高市的傲慢表态，招致各方舆论的强烈批评，被批“漠视民众关切”。
近来，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迎来重大变化。7月包括保守派媒体在内的多家日媒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大跌。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6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读卖新闻》称，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猛跌12个百分点至57%，不支持率则大涨13个百分点至34%。
《每日新闻》的民调结果最为醒目：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较6月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
自高市上台以来，对外，她发表涉华挑衅言论、无底线献媚美国政府；对内，强推《皇室典范》修正案等争议法案，财政和物价政策饱受民众诟病，图谋实质性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动向更引发了日本国内外多方谴责。
今年1月23日，高市提前解散众议院发起“政治豪赌”，短短16天后，自民党单独斩获超三分之二的议席数。以选举结果为背书，高市的党内地位骤然加强，其执政风格也愈发任性。
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被问及内阁支持率下降时，表示会“虚心接受公众的批评意见”，前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面临类似问题时也表态“谦虚接受”，因而，高市的最新回应显得格外刺耳。
（信息来源：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环球人物、长安街知事、直新闻、观察者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