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万贷款变800万美元赠款
这个机会，在1982年的春天悄然而至。
意大利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笔十亿美元的低息政府贷款，时任国家外经贸部外资局局长的李岚清亲自主持这笔资金的全国项目分配谈判。
在白介夫副市长和北京市卫生局的极力推介下，北京市决定将“筹建北京急救中心”作为医疗卫生领域的重点项目上报。
由于李宗浩对急救业务的精通和满腔的热忱，市卫生局党委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定：任命这位没有任何行政官职的普通医生，作为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与意大利外交部代表团进行面对面的商务与技术谈判。
当时，北京市给李宗浩草拟的预算方案是：争取在这十亿美元的项目大盘中，申请到18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
1982年5月10日，谈判在北京二里沟一座进出口大楼里正式进行。
意方的关注点很明确：通过这个项目打开中国市场，让菲亚特的救护车在中国的道路上奔跑。而李宗浩的关注点完全不同，他要的不是几十辆救护车，而是一套完整的现代化急救体系。
第一天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甚至是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李宗浩彻夜难眠。
他躺在床上，反复回放着白天谈判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表达不够清晰，还是双方的出发点本来就无法调和？180万美元的预算是太保守了，还是太冒进了？
第二天清晨，他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了谈判大楼。就在他走向会议室的路上，一个意外的相遇改变了整个局面。
他在自己的谈判间门口遇到了一位意大利女士——尼克莱特·马奇。
这个名字放在今天可能很陌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她曾因主演电影《不是为了爱情》而被中国观众熟知。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李宗浩认识她。此前两人曾在北京名中医关幼波大夫处偶然结识，相谈甚欢。此刻在这里见到，也并非巧合，她是意大利政府请来的翻译。
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尼克莱特不仅语言能力出众，更重要的是她对李宗浩的事业有一定了解，也认同急救事业的价值。在她的帮助下，第二天谈判的气氛截然不同。她准确而富有感情地将李宗浩的意思传达给意方，同时把意方的关切清晰地反馈回来。
谈判进行到高潮时，李宗浩做了一个即兴发言。这段话他后来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
“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我是一名医生，但我认为政府间合作建立医院的项目是很有意义的。美国人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人建了友谊医院，日本人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贵国政府如果帮助我们在北京建立急救中心，其意义远比建立一所、两所医院大。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急救网络体系。我们谈的这个项目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是开创性的。建成之后，其他城市很快会照此模式仿效。到那时，贵国的菲亚特救护车奔驰在北京的大马路和小胡同里，为中国的老百姓服务，成为两国人民友谊地久天长的见证！我想，诸位的功绩并不会低于贵国历史上的马可·波罗！”
尼克莱特用响亮的、充满感情的语调将这段话译出。谈判室里安静了下来，空气仿佛凝固了几秒钟。
意方主谈人先打破了沉默。他用英语直接问李宗浩：“那你为什么不提800万美元的方案，而只是提180万美元的方案呢？”
李宗浩目瞪口呆。
对方继续解释道：“我很欣赏你刚才讲的这番话。你不仅是医生，也是历史学家，还是政治家。我完全赞同你关于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判断，但我不明白的是，180万美元要建设中国首都如此规模的一个现代化急救中心，远远不够。我认为，你们至少需要800万美元。意大利政府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首都建成一个非常现代化、有影响力的急救中心。”
这个反转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李宗浩自己。他从180万美元出发，做好了艰苦谈判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对方主动将额度提高到四倍多。而且，对方暗示这可能不是贷款而是赠款，是无偿援助。
谈判结束后，李宗浩反而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谈判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果；忧的是，万一800万美元赠款的方案最终没批下来，连带原来的180万美元贷款也黄了怎么办、责任谁来承担。
走出谈判大楼后，心急的李宗浩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奔向红霞公寓白介夫副市长的家。
在书房里，白介夫听完了李宗浩关于180万美元贷款变成800万美元赠款的详细汇报，赞许地点头说：“你放心，北京市政府会全力配套地皮和建筑资金！”
白介夫还当着李宗浩的面，拨通了外经贸部和卫生部等国家部委几位领导的电话，当晚便敲定了北京市政府全力承接并扩充该项目的行政决策。
李岚清也非常支持这个项目。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经贸部有位同志心肌梗死，急救电话打不通，好不容易通了，过了很久才来了一辆救护车，北京急救中心不仅是北京的，也是首都的，要有很好的通讯、很好的网络、很好的急救车，十分重要，十分必要。
中意合作建立北京急救中心的项目，自此迈入了快车道。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门破土动工。1988年3月，前门西大街103号，一座现代化白色大楼投入运转，全国统一的急救呼救号码“120”也在这里正式开通。
中国急救的新纪元到来了，李宗浩却经历了比创业阶段更多的挫折和困扰。
推倒急救中心的“围墙”
在起草全国急救工作意见的过程中，李宗浩的学术视野开始向世界延伸。通过谢荣教授的极力推荐，李宗浩与被称为当代“心肺复苏之父”的彼得·沙法教授建立了联系。
沙法教授在二战时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一生致力于挽救那些不该过早停止跳动的心脏。自1983年起，李宗浩与沙法教授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鸿雁传书”。
沙法在信中不断告诫李宗浩：“急救的本质在医院外。如果不能让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在现场的第一时间、由身边的人进行心肺复苏，那么后续再高明的医生、再昂贵的病房，都只能是徒劳。”
1989年9月，第六届世界灾害与急救医学大会在香港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人群中，这两位通信多年的师生终于相见了。沙法教授紧握李宗浩的手，风趣地指着他的胸卡说，“李宗浩大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年轻人。”其实，李宗浩那年已经快五十岁了。
为了把他引荐给国际急救界，沙法教授力邀李宗浩参加大会晚宴，还塞给他一张入场券。原来，他早已看出李原本不参加晚宴，是没有相关经费，便自己掏钱为这位学生买好了晚宴请柬。
会后，沙法不顾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带着十多个国家的近百位急救专家来到北京，在李宗浩的陪同下，参加了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的“卫星会”。
他和几位美国专家应邀到李宗浩家中做客，两代急救人在一道道茉莉花茶中，就心肺复苏和当代急救展开了深入探讨。
李宗浩向沙法介绍，中国电力部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要求电工必须通过心肺复苏考试才能上岗，并且在猴子和狗的身上进行了大量电击除颤的动物实验。沙法听后由衷地赞叹：“这只有在社会组织良好的国家才能做到。”
但在参观北京急救中心后，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隐藏在宏伟建筑背后的问题：
“李大夫，我看到你们急救中心设有内科、外科、手术室，甚至有上百张住院的病床，这太像一所中型综合医院，而不是一个大城市急救网络的总部调度服务体系的结构了。北京是一座人口极多、面积巨大的城市，未来的交通一定会变得拥挤不堪。如果你们不把精力放在建设星罗棋布的急救分站、缩短急救半径上，漫长的路途会彻底摧毁急救的时效性。这会成为困惑你们几十年的严重问题。”
沙法的这番话，切中了当时国内急救体制中“院前”与“院内”不分家的顽疾。
理想中的急救中心应该是一个“枢纽”而不是一个“终点”，应该是一张“网”的中心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建筑。这套模式在国际上被称为EMS，是发达国家城市基础设施的标配，但在当时的中国，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北京急救中心建成后，关于发展路线，始终存在着不同声音。一方认为应该坚持“院外急救+网络化”的方向，另一方则倾向于将其发展为“急救医院”：增加病房、扩大门诊、收治住院病人。
这看似是管理差异，实则关乎中国急救的根本方向。如果急救中心变成了医院，那么它和其他医院有什么区别？城市急救网络的短板谁来补？院前急救这个最薄弱、最需要加强的环节，会不会再次被边缘化？
“北京这么大，如果只有一个急救大本营，车子开到五环外、开到郊区要一小时，病人在车上早就危象丛生了！我们必须撤掉院内病房，建立星罗棋布的急救网点，大大缩短急救半径！”在一次次内部会议上，李宗浩拍着桌子，却常感到孤立无援。
20世纪90年代，李宗浩虽是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急救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却成了一心推倒急救中心“围墙”的那个人。
他提出，急救不要被医院的框架限制，要建立“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的救援体系和服务原则。
进入21世纪，在经历了2003年非典和国家应急体系的创建后，北京120系统终于迎来了彻底的转型。2005年4月，急救中心撤销了院内医疗部分。当年的路线之争，这才算尘埃落定。（未完待续）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