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白介夫与意大利专家为北京急救中心选址。
传奇军医傅连暲的重托
从救灾一线回到北京，李宗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在他眼里，城市面貌正在变化，但老百姓的急救方式依然停留在极其原始的阶段。
全市唯一的紧急呼救热线555678常年处于繁忙和打不通的状态，值班的救护车寥寥无几，且多为破旧的小车，只能充当“运送车”。市民一旦突发急性心肌梗死、脑出血或者遭遇车祸，家属只能四处借人手，用肩膀背、用自行车驮，或者找一辆平板三轮车，在寒风或烈日下把病人长途抬往医院。许多本可以被抢救过来的生命，就在这种毫无保障的颠簸中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改革开放后，政府虽然拨100万元专款，用于北京市急救站的翻建改造，并重建了名存实亡的海淀和丰台区急救站，新建了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五个区的急救站，但是，急救站各自为战，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北京急救太落后了，我们再也不能让病人靠平板三轮拉到医院了！”在每一次向市政府和卫生局的汇报中，李宗浩总是情绪激动地大声疾呼，但在百废待兴的年代，这样的建议往往石沉大海。有人不解：医生不在医院等病号，非要跑到街头去干什么？
无一官半职，却对创建急救体系如此执着，除了在唐山地震中大受刺激外，还源于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1963年，国家计划拍摄一部用电安全科教片。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为此联系卫生部，希望推荐一位医生担任影片顾问和科学指导。李宗浩虽然只有20多岁，但在急救领域已崭露头角，写过相关文章，便接到了这个任务。
但他毕竟资历尚浅，相关资料也很难找，就冒昧地给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写信求助。
傅连暲，这位曾长征二万五千里、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功勋中将，因为经历过战争，尤其注重急救。看到这位刚入行医生的求助信，他不仅没有推诿，反而亲自在中华医学会五楼，为他举办了一场“拜师会”。
那是1963年的一个下午。拜师会由傅连暲亲自主持，现场端坐着七位泰斗级专家：北京医学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尚德延教授，以及积水潭医院的创伤骨科专家等。
傅连暲用他一贯平和细慢却掷地有声的语调对在座的泰斗们说：“现在全世界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急救学科，宗浩大夫在急救站工作，有志于献身于此，我非常高兴。今天是个拜师会，也是个倡议会，让我们共同把中国急救医学事业创立起来。”
年轻的李宗浩站在会场中间，看着傅老和一众医学大师，深深鞠了一躬。他本以为，此后将是一片坦途，然而，十年浩劫让傅老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
“科学的春天”到来后，李宗浩堪比“祥林嫂”似的呼吁，终于引起了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的注意。白副市长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以务实、亲民、深入基层著称，他不仅认真听李宗浩讲了两个多小时，还骑自行车到南池子去微服私访，东问西问。
“真没想到，这么大的北京，就几辆急救车值班，一部急救电话，‘人背、车驮、平板拉’的局面是得改变，得发展……你的事业心很强，很好，大家一定会帮助你实现愿望的。”在副市长白介夫、北京市卫生局局长张青季的支持下，李宗浩从急救站借调到卫生局，开始全面调研急救现状。
他系统地研究了国外的急救体系。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完善的“911”急救联动系统，欧洲各国也各有成熟的EMS模式。核心经验是一致的：缩短急救半径；提升现场救治能力；建立统一调度中心。
他将这些想法写成一份份建议书，递交给卫生局、市政府乃至卫生部。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急救工作会议。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南京、西安、沈阳、杭州等城市的急救站站长齐聚一堂，会后由李宗浩执笔起草了《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见》，于同年10月以卫生部名义发布。
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城市要形成急救网络，医院要建立急诊科。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现代急救体系建设作出系统性部署，文件的基本观点和精神，即便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
但红头文件只是纲领，在南池子63号，一切依然如旧，李宗浩每天从这栋灰砖小楼进出，继续等待着机会。（未完待续）
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