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平安夜
大火仍映照着南面与东面的天空……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经是一片废墟。——1937年12月24日《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24日，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日军的烧杀抢掠仍在持续，南京城南与城东火光冲天。
这一晚，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这几行文字，在2005年被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看到，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
张连红认为，妓女主动献身的故事是作家演绎出来的，是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历史资料中，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情节来映射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升华，但是，日军人性丧尽的恶行记录比比皆是。
单是日军在平安夜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挑选“妓女”一事，就有数位见证人做出了记载。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舍监。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用日记逐日记下日军的暴行。程瑞芳日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以日记体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的文字材料，因此弥足珍贵。
相对于拉贝和魏特琳的日记，程瑞芳日记文字零散、简略，但满纸皆是死亡、杀戮、暴行，难以遏制的愤怒和咒骂流溢笔端。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简直没有人道。”
“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生，不管什么地方。”
12月24日，程瑞芳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今日有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兵就不多到收容所，以免良家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是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内中有几个中国人认识妓女的。”
著有《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也在书中记录了这件事。她认为“魏特琳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时也犯错。就像拉贝曾被日本人欺骗而将一些中国人交出去，结果这些人被处死一样，魏特琳也曾将一些无辜的妇女交到日本士兵手中。”
程瑞芳的日记似乎可以印证张纯如的推测：“也许她真的相信了日本人的鬼话——一旦慰安所里有了这些妓女，他们将停止骚扰难民营里的未婚女子和良家妇女。”
这当然是日本军人的鬼话。
张连红1999年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一位叫屈慎行的老人回忆了事情经过。当年14岁的屈慎行是南京下关区安乐村村民，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
“有二十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卡车拉着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屈慎行告诉张连红。
这些被挑走的“妓女”，显然并没有起到日军所说的“作用”。魏特琳的日记显示，无论在安全区还是在其他地区，还是不断有女人被强奸，就在新年前几天，有27名妇女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里被强奸。
那一年，魏特琳51岁，程瑞芳已经62岁，许多天她们和衣而眠，经常坐到12点钟才睡。她们守护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1万多名妇孺，却左支右绌，防不胜防。
“良民证”
约两百名年轻妇女来磕头，恳求我让她们留下来，而我们并没有强迫她们回家的想法。后来，当米尔斯走时，她们在他的汽车前哭泣和磕头。可怜的姑娘们！——1938年2月4日《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伪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伪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同时，日军规定，所有中国市民必须登记领取“良民证”，否则便认作是中国便衣队，格杀勿论。这种残酷的殖民统治，更包藏着有组织屠杀的祸心。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被设立了一个登记点。登记对象并不限于这里收容的妇孺，而是包括了周边安全区内的大量中国平民。
男子的登记首先开始。魏特琳注意到，前来登记的男子主要是老人和残疾人，“因为大多数年轻人不是逃走，就是被杀。”
日军通过翻译声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那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他们所说的“中国士兵”，不但是已经放下武器的现役军人，曾经当过兵的也算在内。有人“承认”了，被拉到校园的东北角集中，然后被日军带走。即便是那些从未当过兵的男性，也被一一检查了手掌。日军从手掌的粗糙程度判断他们是否有从军经历。那些裁缝、小贩、手工业者，也被归纳到“中国士兵”中。
几天后，这些人中的一个回到了安全区。他告诉魏特琳，当天一起被带走的二三百人都被杀死了，他侥幸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随后对女性的登记充满了羞辱。魏特琳观察到，日本士兵像赶牲口那样将妇女们赶来赶去，并从中得到极大乐趣。有时还会将印记盖在她们的脸上。“日本人还强迫这些妇女为日本记者和摄影师露出微笑和高兴的样子。”
魏特琳甚至觉得，日本人要对中国妇女登记，只不过是为了挑选最漂亮的妇女作为强奸对象。有20名姑娘因为烫着卷发，穿着高档就被单独列队。幸而，日军企图将她们带走的当口，安全区内的外国人士和她们的亲属出面拦阻了下来。
“良民证”登记之后，日军试图取缔安全区。一些人按照他们的要求离开了，但很快逃了回来。尽管安全区内也不能保证安全，在已经是人间地狱的南京城内，这里是唯一能够提供庇护的地方。
日军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000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回来。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琳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4日这一天，一队日本军人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要求所有的妇女和孩子一律离开。魏特琳坚决地站立在他们和难民中间。她告诉日军，这些妇女的家都被焚毁了，无家可归，不可能离开收容所。
日军并没有向魏特琳发难，悻悻而回。那位跟随日军而来的中国翻译，悄悄地对魏特琳说，不要让年轻的女性回去，她们应该留在安全区里。
2月18日，迫于日军的压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不复存在。
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虽然从未像设立者期望的那样安全，但根据后来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安全区还是收容、救济了20万至30万中国难民，让他们免遭屠戮。这样的数字让人不寒而栗——南京沦陷时，滞留城内的中国人约有50万人，也就是说，安全区之外，南京几乎被屠杀一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的前一天，拉贝回国。临行前，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他举行了告别茶会。消息传出，数千中国难民聚集到学校的大草坪。拉贝走出来与大家告别，数千人忽然跪地大哭，请求他不要离开。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听上去十分伤心和夸张。但谁要是也见过这里的悲惨情景，就会理解我们给予这些人的保护意味着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我们的某种英雄品质。”
在当天的告别词中，拉贝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魏特琳依然选择坚守。她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收容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安全区内最后的6个难民营都彻底关闭。在那之后，魏特琳仍以暑期办学的形式收留着约800名妇女。（未完待续）
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