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岑嵘
70岁的江阿婆一辈子省吃俭用、勤俭持家，接触网络直播后性情大变，疯狂给网络主播打赏，短短半年时间内，累计挥霍336万余元，使其家中一度连十几元的水电费都无力支付。无独有偶，朱先生经营一家商贸企业，女儿小朱现年20岁，在父亲公司负责财务工作。仅仅半年时间，小朱挪用公司公款1700万元，主要用于打赏主播，成为多个直播间“榜一大姐”。
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让打赏成为主播与平台的核心盈利模式，本应是“你情我愿”的良性互动，却在无规则的放任中，沦为利用人性弱点的“收割游戏”。例如江阿婆本是省吃俭用的老人，因常年与子女聚少离多、情感空虚，被直播间虚假的陪伴感裹挟，在主播的话术诱导下疯狂打赏，耗尽自身养老金；20岁的小朱刚成年便手握公司财务大权，在直播间的攀比氛围中失去理性，一步步将千万资金投入打赏，最终拖垮父亲苦心经营的企业。这两起案例的背后，是打赏机制对人性弱点的精准利用，更是打赏规则留下的监管空白。
直播打赏的成瘾性，从来不是用户“自制力差”那么简单，而是平台精心设计的商业陷阱。正如专家所言，直播打赏的成瘾性是一套精密设计的系统，平台通过即时反馈、不确定性奖励、虚假情感联结等方式，精准放大用户的心理弱点。对独居老人，打亲情牌填补其情感空缺；对年轻群体，用打赏榜单、礼物特效制造攀比氛围，让用户在多巴胺的刺激下陷入“越刷越上瘾、越上瘾越刷”的循环。这种被刻意放大的成瘾性，在无上限打赏的助推下，极易突破用户的经济底线，最终酿成家破业败的悲剧。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愈演愈烈的打赏乱象，部分平台的“行业自律”显得苍白无力。一些平台嘴上喊着“引导理性打赏”，实则暗中优化算法、设计各类打赏玩法，诱导用户不断充值；有的平台虽推出打赏提醒功能，却形同虚设，对大额打赏、异常打赏缺乏有效的拦截与预警。
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从11个维度对直播打赏进行全面规范，明确要求平台为用户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禁止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和用户排名，这无疑是整治乱象的及时雨。但面对直播现况，监管部门还必须进一步出台更明确和具有强制性的规则，如设置统一的打赏上限，对单次、单日、单月打赏金额都作出明确限制，从源头遏制非理性打赏。
全国政协委员皮剑龙曾建议，设立直播打赏冷静期，对大额打赏实施延迟到账机制，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值得纳入监管规则。严格监管网络打赏，不是否定直播行业的价值，而是为了守护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是为了保护普通用户的合法权益。
打赏本是一种网民自愿表达喜爱的方式，主播通过才艺表演等获得打赏收入，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不受约束的打赏行为已经异化为吞噬财富、撕裂家庭的“黑洞”，成为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害。
直播行业的长远发展，从来不是靠“打赏内卷”“流量攀比”，而是靠优质内容与正向价值。严格监管网络打赏，既能遏制平台与主播的逐利乱象，回归直播行业的本质，也能有效防范用户因成瘾性陷入财务危机，守护家庭幸福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