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岑嵘
近日，一则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深圳某劳务中介发布通知，明确要求求职者面试时需出示微信余额，不足300元至500元者，一律不得进入面试环节。中介给出的理由看似“合理”——担心余额不足的求职者干一两天就离职、闹事要工资，所以用人单位才有这样的要求（据《华商报》）。
微信余额作为与个人财产状况直接相关的信息，无疑是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隐私范畴。它不涉及求职者的工作能力、岗位适配度，与劳动合同的履行毫无关联，既不能反映劳动者的责任心，也不能预判其工作稳定性，完全不在用人单位合法审查的范围之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也明确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涉事劳务中介与用人单位以“防止闹事”为由，将微信余额作为面试的“硬门槛”，本质上是一种越界审查——求职者为了获得一个面试机会，被迫向陌生人暴露自己的财产状况，这种“要么妥协暴露隐私，要么放弃就业机会”的两难选择，本身就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如果说侵犯隐私是表层侵权，那么漠视求职者的人格尊严，则是这场荒唐招聘背后的深层原因。人格尊严的核心，是每个人无论贫富、地位高低，都应享有平等的尊重与对待，而涉事企业与中介的逻辑，恰恰是将“金钱多少”与“人格价值”粗暴绑定，将“微信余额”当作衡量求职者“是否值得录用”的标尺，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格歧视。
在这场招聘筛选中，余额不足的求职者被直接贴上“不稳定”“爱闹事”的标签，被剥夺了平等面试的权利。这种逻辑背后，是对求职者的极大不尊重：它忽视了求职者的劳动价值，忽视了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都有其特殊性——有的求职者可能刚经历失业，暂时陷入经济困境，但这并不影响其工作能力与责任心；有的求职者习惯节俭，微信余额不多，却可能是踏实肯干、责任心强的优质劳动者。
涉事企业与中介仅凭微信余额多少就否定一个人的就业资格，也反映出部分用工方的傲慢与偏见。同时，这种奇葩举措还暴露了用人单位对自身待遇缺乏信心和“防贼思维”的短视性。
在劳动关系中，求职者本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涉事企业与中介的荒唐要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权利失衡。当企业可以随意要求求职者暴露隐私、可以凭金钱多少歧视求职者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失去了基本保障，公平就业的原则也被彻底架空。
微信余额属个人隐私，招工查余额这种荒唐举措不仅仅是对隐私边界的突破，更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的公然漠视。招工查微信余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它关乎每一位劳动者的隐私权利与人格尊严，关乎就业市场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