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那天，按照计划，郭明秋和姚依林在西单的一家咖啡馆指挥，但他们还是遭到了枪托和皮鞭的袭击。第二天，几位负责人在中国大学的女生宿舍碰面，彭涛担心小郭的安全，建议她先不要回女一中，怕出危险。黄敬却说：“我主张小郭立即回女一中，因为运动已经爆发了，一定有人找学联，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
果然，郭明秋刚回到女一中，同学们就蜂拥而来，七嘴八舌地追问：“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名萧靖）一见到郭明秋，就痛哭流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那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
这时，北平临委也得到消息，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那就在这一天，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吧。
与“一二·九”相比，“一二·一六”的准备更加周密。为了防备告密，行动的时间一直没有宣布，各学校学生天天“待命出发”。
12月15日黄昏时分，西长安街的长安饭店悄悄来了两名青年，他们提着皮包，说是刚从天津来的旅客，要了一间客房。不久，这间客房里陆续来了几位学生模样的客人，他们有说有笑，一边玩扑克牌，一边用中英文夹杂着聊天。
从天津来的两位旅客，就是姚依林和郭明秋，其余的客人则包括黄敬、彭涛、董毓华等。他们在饭店里打了一夜扑克，直到拂晓前才散会。谈的不是别的，正是第二天游行示威的详细安排和路线。会议决定各校集中在天桥开市民大会，而后入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经过东单，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
16日一大早，几个人分头联系通知各校。随时待命的学生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沙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清华、燕大上次没能进西直门，这次各自派出30人的先遣队，提前埋伏在城内。北平大学的前门被警察封锁了，学生会临时决定由少部分人在前门与警察周旋，其他人则脱下长袍，化装成工人、厨师，从后门溜出，直奔天桥。
北大同学“一二·九”那天仓促上阵，大家都觉得太丢人，憋了一口气，下次一定要搞好。据北大1933级学生韩天石回忆，“一二·一六”那天，全校超过90%的人参加了，校旗、横幅、标语、传单一应齐全，“进步的和中间的同学不用说都参加了，有的国民党员也去了。”近半个世纪后的1980年，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韩天石参加北大召开的“一二·九”历史座谈会，仍忍不住感慨：“人们素称，北大学生思想自由，各有主张，三人意见一致就是难的。可是这次抗日爱国的行动，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了。”
一个“局外人”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二·九”运动“抓住”了。他叫胡伯特·费瑞恩，1935年9月，这位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男同学，进入美丽恬静的燕园，计划研究中国戏剧。初来乍到，费瑞恩总觉得这所贵族学校的学生过于文质彬彬，没想到，12月9日那天一觉醒来，室友和许多同学都不见了。到了傍晚，他才在室友的讲述中，得知“一二·九”游行示威的过程。那一刻，费瑞恩觉得自己的“田园诗”完结了，中国戏剧突然变得兴味索然，他下定决心，下次一定要亲自参加。
12月16日清晨7点，费瑞恩如愿以偿，他和同学们列队出发，沿着坎坷不平的田间小道行进。西直门又被锁上了，先锋队尝试撞开城门，无济于事。最后，他们绕到了西便门——这里可供火车通行，两扇门没有完全垂地，六七位同学用力推了一下，城门就晃动起来。费瑞恩和同学们立即十人一组，用肩膀和身体轮流撞击城门，十多分钟后，一扇门朝后倒地。在场同学欢声雷动，成功了！
大约上午11时，一万多名学生和两万多名市民汇聚到了天桥。北大学生黄敬跳上一辆有轨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一讲完，东北大学的宋黎等人立刻护卫着他回到队伍中。会场上群情激昂，口号不断。古老都城的怒吼，让李常青和谷景生实在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两人化装成老百姓，一同来到前门大街，观看怒吼奋进的游行队伍。
这一天，国民党当局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天桥的市民大会结束后，游行学生发现，正阳门、宣武门统统紧闭。被阻挡在内城外的同学们与军警争辩时，有人突然发现宣武门城门下边有一条宽缝，便嚷道：“可以从这儿爬过去。”话音未落，一名身材矮小的女同学身躯一伏，贴着地面，从门底下爬了进去。她抽开门栓，正想打开大门，一群军警就跑过来对她拳打脚踢，然后，推搡着把她带到了警察所。
一直在城内跟踪报道的斯诺追到警察所，用英语采访了这位女同学。一问之下，才知道她就是清华大学的陆璀——12月9日那天，在西直门外举着话筒大声疾呼的姑娘。斯诺被深深地震撼了，当即发出一条“独家新闻”——《中国的贞德被捕了》。这篇报道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让中国的“一二·九”走向了世界。直到一年后，陆璀作为学联代表到美国宣传抗日救国时，许多媒体还援引这篇报道采访她。（未完待续）
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