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一中的赈济会
在斯诺家中做客的黄敬和姚依林，彼时正在为同一个组织而忙碌——黄河水灾赈济会。
赈济会的会址设在女一中，这是一个公开组织。表面看来，它的任务是募捐赈灾。实际上，赈济会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它还有一个暗线任务——联络团结各大中学的爱国学生。
毛泽东主席说过，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不过，“一二·九”爆发前的北平，中共势力其实很单薄。1934年8月，中共北平市委被敌人破坏，至1935年初，全市不过党员十来个，共青团员二十个左右。
就在此时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北平街头，地下党员彭涛和谷景生偶遇了。彭涛和谷景生是老同学，1932年，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两人同年加入共产党。第二年，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两人又几乎同时被派到这支部队。
谷景生重返北平城，是被人抬进去的。1933年9月，他担任政治委员的抗日同盟军五师张韬团，在小汤山一带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夹击，全军覆没。谷景生左肩胛骨被子弹击中，伤及神经，半身瘫痪。北平红十字会把他从伤兵收容处捞了出来，先送到青龙桥临时医院。后来，他又被地下党送往协和医院救治。纪实作家王凡访问过晚年的谷景生，据他在《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发动真相》一文中所写，“因为没有钱，协和医院是以用他做医学实验的名目收留的。”
养伤期间，为躲避特务追捕，谷景生不得不东躲西藏，就这样和党组织断了联系。当他在街头看到彭涛熟悉的身影时，格外高兴。只是没想到，老同学竟与自己同病相怜，也是在抗日同盟军兵败后，与党失去了联系。
两人相约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分头寻找组织。这时，经熟人介绍，谷景生认识了女一中的郭明秋。在很多“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回忆中，小郭与清华的姚依林、北大的黄敬一样活跃。陈瀚伯曾这样描述主持会议的小郭：“听她的谈吐，实在令人佩服，她虽然是一个中学生，但在政治上比我成熟得多。我猜想她一定是个党员。”陈瀚伯不知道的是，郭明秋入党，正是由谷景生介绍的。
大约是1935年四五月间，彭涛告诉谷景生，已经找到组织。很快，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当时的北平临委人不多，王学明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北师大的周小舟则担任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
夏秋时节，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的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拖儿带女乞讨的灾民。在西山一个法国人的别墅里，彭涛、周小舟等召开了武卫会骨干会议，决定以各校武卫会为核心，组织水灾救济会，以灰色团体掩护党的组织。
什么是灰色团体？郭明秋记得，书记王学明曾告诉她：“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
1935年9月，“灰色团体”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女一中正式成立。会址之所以设在女一中，是因为女一中的前校长孙荪荃在学校威望高，早年与李大钊关系密切。孙荪荃不是共产党员，却敢在班上公开讲李大钊的生平和《唯物史观》。在她的保护下，女一中学生会成了北平城内各校仅存的硕果之一。她在学校后院找了一个大房间，作为赈济会的会址。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赈济会特意推选一名不问政治的女生当主席——这是最活跃的郭明秋出的主意。
果然，赈济工作很顺利，清华、燕大、北平师大、东北大学等十几个学校纷纷成立分会。风风火火的公开募捐活动，把那些被白色恐怖搞垮了学生组织的学校，重新聚了起来。而在这支活跃的募捐队伍中，很多人成了后来“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包括女一中的郭明秋、清华的姚依林、北大的黄敬、燕大的黄华……
赈济会共募捐到2000多银元，银元被学生代表团送到山东灾区，其中剩下的500银元，成为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
1935年11月18日，完成赈灾工作的赈济会，就地转化成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这就是后来直接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是一个秘密组织，学联机关仍设在女一中，而活跃在赈济会幕后的小郭不再隐蔽，被推选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则担任秘书长。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学生们一天天被联络起来时，北平临委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以至于“一二·九”运动险些夭折。
北京饭店的《八一宣言》
到底要不要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日？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个疑问毫无悬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对于身处1935年的北平临委而言，这却是一个前路未知的抉择。毕竟，不久前，蒋介石族侄蒋孝先的宪兵三团还在北平城内，逮捕抗日分子，捉拿进步学生，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共产党人。
亲历北平市委大破坏的王学明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右倾”，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而以彭涛为代表的另一方坚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争取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发动救亡运动。
双方各有支持者，一时间，北平临委分裂了，竟连会都开不起来。就在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时，《八一宣言》为彭涛一方吃了定心丸，用谷景生的话说：“1935年秋天，我和彭涛、周小舟先后从不同渠道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文件……看到了我党发表的《八一宣言》，明确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方向。”
《八一宣言》以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0月，宣言首次发表于巴黎《救国报》。谷景生并没有详述自己看到《八一宣言》的渠道，倒是学生骨干姚依林在口述史中详细讲过此事——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英文）、《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并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
这些英文刊物是怎么看到的呢？当时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有一个法国人办了一个法文图书馆，实际上是书店。卖英文书籍，也卖《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还有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即《救国报》）。我们懂英文，书店又是公开卖，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了就买回来。看到这些，我们真有点如获至宝。《八一宣言》中的统一战线思想是明确的，我们受到它的影响大。
姚依林或许是最早看到《八一宣言》的北平学生之一。紧接着，他的同学、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立即组织秘密学习。仿佛一夜之间，清华的布告栏、北大的东斋壁报栏、各大高校的教授家门缝中、学生宿舍的洗脸盆里，甚至清华园车站及附近的农村，都出现了《八一宣言》传单。
这些从国外传来的新鲜资料，让学生们如获至宝，更让彭涛一方的意见更加坚定。他们派周小舟前往河北省委汇报。幸好，河北省委支持彭涛一方的意见。
在北海公园的一只小船上，返回北平的周小舟向谷景生、彭涛和郭明秋传达了省委的决定：改组北平临委，成立新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12月，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领导新临委的工作。
此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危急关头，北平临委决定，于12月9日这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因地下工作的严格规定，李常青和谷景生没有公开出面。许多当事学生的回忆中，很少出现他们的名字。与学生直接联络更多的是彭涛，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
郭明秋记得，“一二·九”前几天，学联在女一中开会时，燕大的张兆麐似乎信心不足，认为应该先统计一下人数，够800人就上街游行。彭涛不赞同，他说不需要统计，先让力量大的学校出来，然后到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八百人众，超过无疑。最后，彭涛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兆麐又建议只请愿不示威。彭涛退了一步，提出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
事实证明，张兆麐的估计确实过于悲观，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国民党对日本入侵的妥协退让、对共产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早已让学生们愤怒了。就像彭涛在会上所说的那样：现在的形势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起熊熊大火。（未完待续）
据北京日报纪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