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出狱
国民党当局原定的行刑日期是8月31日，但当时要求释放方志敏的呼声强烈，重重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决定秘密提前行刑。
8月6日黎明前夕，方志敏被秘密带到南昌市下沙窝杀害。
得知噩耗，胡逸民把方志敏的手稿秘密地绑在床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方志敏的遗愿。不久后，胡逸民托于右任说情得以出狱，把方志敏的手稿也秘密带出。
胡逸民并不是方志敏手稿的唯一传递人，方志敏的名篇《清贫》就是由一位时年19岁的女青年送到党组织手里的。
进入1935年夏天，方志敏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此时，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手稿。虽然胡逸民已经一口答应帮他传递稿件，但他觉得还是多找几个渠道保险。
1959年，正在读大学的魏中祁看到缪敏给母亲程全昭的来信。“方志敏的妻子怎么会给我妈妈写信？”魏中祁再三追问下，母亲才道出实情。原来，1935年，19岁的程全昭竟然从杭州偷偷前往南昌，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方志敏传递过手稿。
魏中祁说，那时程全昭与高家骏是一对情侣，可因门第悬殊，程全昭的父亲不同意二人交往。高家骏一气之下从杭州跑到南昌绥靖公署当差。1935年暑假，高家骏从南昌给程全昭汇来20元钱，让她火速赶到南昌，有事相商。虽然从没出过远门，但凭着对高家骏的爱慕，程全昭背着家人来到了南昌。
一见面，高家骏对程全昭说，此行的真实目的是帮助共产党的领导人方志敏传递文稿。程全昭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害怕，就爽快地答应了。
高家骏交给程全昭一包东西和3封信，让她到上海，把信分别交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
程全昭带着手稿和信来到上海，住到白克路宝隆医院的同学那里。第二天，她先来到宋庆龄家，一个保姆模样的女人对她说，宋庆龄到庐山避暑去了。程全昭估计见宋庆龄不那么容易，又按照地址找到内山书店。店中一位中年男子听说她是来找鲁迅的，说：“鲁迅你是找不到的。有什么事儿，我替你转告吧！”
“我妈妈看那人蛮老实的，就把信和纸包交给了他。”魏中祁说，“那时候她年纪小，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的方法。”
送出纸包后，程全昭又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校长李公朴。听她说明来意后，李公朴有点儿迟疑。程全昭记得，他夸张地捋了一下头发说：“哦！有这么一回事。我不认识这人，信放在我这儿看吧！”
当天晚上，一个穿着入时的少妇找到程全昭，对她说：“你来上海送信，已经有人知道了。你得赶快离开，我是特地来通知你的。”
本来程全昭跟高家骏说好要在上海等回音，再回南昌报信。听了少妇的话，她有些紧张，就偷偷回到了杭州。程全昭后来才知道来报信的少妇是民主人士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
那么，方志敏托胡逸民传递出的手稿有没有送到党组织手中呢？胡逸民回忆，方志敏牺牲前，交给他一大包手稿，让他到上海四川路交给鲁迅先生，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可是，当他带着手稿到上海找鲁迅时，先生已经逝世了。说来也巧，方志敏的手稿又曲折转交到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处。
1978年，胡子婴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我是（1936年）11月18日得到文件，11月23日凌晨二时，我的丈夫章乃器被捕了。这个文件锁在我的抽屉中，当时没有搜查房子，我怕他们再次来搜查，怕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三弟章郁庵（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资料显示，后来宋庆龄把手稿转交给冯雪峰，又由冯雪峰转交给化名小K的潘汉年。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方志敏手稿上，还写着小K的字样。
1949年前，这批手稿一直保存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1951年才由上海出版公司公开出版。（完）
据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