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一本巴掌大的泛黄旧相册，它的封面手绘有一柄锐利的刺刀与一颗滴血的心脏，旁边配有一个大大的“耻”字。就是这样一本只装有16张相片的相册，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
它的传奇故事，还要从其主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罗瑾谈起。
一本“耻”字相册的流转
1923年出生的罗瑾在南京城长大。1935年，12岁的罗瑾辍学后在南京中山东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馆得到了一份学徒工作，并逐渐掌握了照相与冲洗等技术。此时，年少的罗瑾不会想到，他会凭借这份工作与这门手艺幸免于屠杀，并且为国家与民族伸张正义。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并计划溯江作战，经昆山、嘉兴、湖州等地直取当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城。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率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宣称“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军屠杀南京城内中国百姓，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血案，整个南京城仿佛堕入炼狱。
在日军溯江作战的入侵过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摄了诸多“引以为傲”的暴行“纪念照”，尤其令人震惊的便是那张“百人斩照”，即南京大屠杀前夕，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野田毅竞赛斩首照。南京大屠杀期间，为求活命，罗瑾选择随家人一同逃到了国际安全区，暂时寄居于海宁路32号，以期得到庇护。然而，安全区也非绝对安全，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罗瑾亲眼看见了日军四处放火、肆意杀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闯入其所在的海宁路32号为非作歹。
1938年1月，经历了残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内勉强恢复了部分秩序。年仅15岁的罗瑾，为了维持生计，来到了恢复营业的“华东照相馆”，继续充当学徒糊口。当时还有心情到照相馆冲洗照片的，大多为沉浸在施暴“乐趣”中的日本随军记者与官兵。某次，一位日本军官拿着两卷日本樱花牌的底片，来到罗瑾打工的照相馆里，兴致勃勃地要求立即为他冲洗照片。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军官的“奖状”“勋章”，令那个日本军官满怀期待。然而，在冲洗过程中，罗瑾震惊地发现这三十余张照片大多是抢劫、杀害与强暴中国人民等的屠城之举。因此，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来。随后他精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以硬壳纸装订成一本小册子，并将它偷藏起来，作为日后公开日军暴行的有力罪证。这便是开头所说的那本旧相册的由来。
1940年5月，刚满18岁的罗瑾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发现了藏匿相册的好地点，便决定忍辱前往应聘。这家招生单位是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简称通讯队），当时设于南京维新路毗卢寺大殿内。此次招生为专门培训电讯技术人才，以备从事特务工作。罗瑾进入通讯队培训班后，便将那本相册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毗卢寺内伪宪兵团在迎接汪精卫训话的筹备阶段，意外发现了一只不明来历的手榴弹，遂展开了全寺范围内的大搜查。为了防止相册在搜查中被发现，罗瑾将其转移到毗卢寺后院厕所墙洞的砖缝中，并用泥糊上。
当他等风头过后去拿相册时，相册竟不翼而飞。
虽然没有任何风吹草动，但罗瑾知道证据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帮助下，他南下隐居到福建大田。时光荏苒，1993年，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罗瑾意外发现，多年前丢失的相册竟现身在展品中。两年后，他与当时的汪伪通讯队同学吴旋（连凯）相见叙旧时，才知道这本相册后来的故事。
原来，罗瑾偷藏墙中的相册，因墙体被日晒雨淋开裂，随即掉落在草丛中，所幸被同学吴连凯意外发现。吴连凯曾在与要好同学洪宗炎的交谈中，隐约获悉这本相册的主人是罗瑾。考虑到这本相册干系重大，吴连凯选择不予声张，主动承担起保管的责任，将其秘密转藏于寺内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吴连凯培训结束后，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伪警卫师五团工作。临行前，吴连凯将这本相册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内直接带走并继续小心收藏。
相册化身“京字第一号罪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东京审判”相关事宜。10月3日，曾在东京被捕继而引渡至上海战犯拘留所（提篮桥监狱）等待审判的乙级战犯，那个曾在南京纵兵烧杀抢掠的日本中将谷寿夫，又按规定从上海被押往南京“国际部战犯拘留所”，等待进一步审判。
面对多轮审讯，日本战犯谷寿夫拒绝承认罪行，只是一味狡辩抵赖，称其指挥的第六师团只是在南京有过短暂驻扎，绝口不提士兵屠杀、虐杀、奸杀中国百姓，致使30万中国同胞遇难的历史真相。为及时伸张正义，为死难同胞讨回公道，把这些“魔鬼”打回地狱，南京政府发布通告，号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证物证，揭发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报》报道了当时的筹备审讯情况称：
南京大屠杀案主角日战犯谷寿夫，经由国防部军事法庭陈检察官光虞连日积极搜集罪证。并经市参议会提供人证柏鸿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军政部卫生担架队队长梁廷芳及看护长白增荣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敌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证。陈检察官顷已决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时，在小营战犯拘留所开第一次侦察庭，传讯证人，提讯谷寿夫。
证人李秀英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的妇女同胞代表，曾经历日军残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时，怀胎七月的李秀英与其父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小学地下室内，还是被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发现了踪迹。随即，数名日本兵准备奸污李秀英和一起躲藏的妇女。性情刚烈的刘秀英不愿受辱，当即撞墙昏死过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踪。不过，到中午时分，又来了三名日本兵准备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备，出手抢夺一柄日本兵佩刀与之周旋。可终究寡不敌众，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乱戳头部与身上，共计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失去意识。日本士兵走后，众人合力准备将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实则未死，被风吹过后缓缓苏醒。经七个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终恢复，但腹中胎儿无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证凶手暴行的李秀英无疑是最有力的人证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证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提供的物证也随即出现，为揭露日军罪行提供了关键的证据支持。新闻报道的次日，南京市临参会秘书处向军事法庭提交了“检送战犯罪行资料”，其中吴旋呈送的相册成为审判铁证：“旋在民国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当由友人处获得敌寇自行拍摄之日军残杀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册共十六张。现闻日寇战犯已引渡来京审讯，特呈请转送有关机关备作确证。”
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旁听者多达千人，庭外广播设施同样被收听的市民围得水泄不通。而这本相册则被定为“京字第一号罪证”，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寿夫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淡定”“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最终认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从南京国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台刑场，沿途百姓几乎阻断道路，恨不得当场将之分尸，无数国仇家恨都在叫骂声与肢体冲撞中释放着，直至一声枪响，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被送回地狱。
事实证明，迟来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不忘图存、择时反击的“无名英雄”，可能没有直接在战场浴血杀敌，但殚精竭虑地保留历史证据与希望火种，同样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