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屠杀，罪恶滔天
12月4日深夜，根据毛人凤、徐中齐、周迅予的指令，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派出由中队长王建谋带队的十余名特务，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组”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悌3位志士押上汽车。
“川西解放组”又称“在监工作组”，是共产党员杜可在宁夏街监狱内发展起来的秘密活动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印制革命宣传品，并以“川西解放组”名义送到市区张贴。杜可于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处决叛徒事发被捕关押到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狱中，杜可并没有停下战斗的脚步，而是策反了看守彭代悌和狱友云龙，将他们发展成“川西解放组”成员。后来，他们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察觉，杜可随即被转移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关押。
押送刘仲宣、云龙和彭代悌3位革命志士的汽车沿着稽查处前的槐树街一路向西开去，不久就来到1公里外的王建墓附近。3位志士接着被带到王建墓的甬道内，而后被王建谋、雷雨田等刽子手秘密杀害。行刑过程中，四川省特委会直属主任干事吴翰维进行了监督。
关押在将军衙门监狱第一牢房的四川大学爱国学生朱君友也是36人名册上的一员。他妻子的哥哥是四川省行辕上校杨夷甫，而杨夷甫与徐中齐是表兄弟。通过这层关系，朱君友的家人得知了他即将被处决的消息。12月6日深夜，朱君友的家人找到徐中齐，用10根金条将朱君友连夜“赎”了出来。朱君友也就成了36人名册上的唯一幸存者。
到了12月7日，东路解放军已过了内江，北路过了剑阁，南路正向乐山推进。蒋介石在成都召见四川将领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都未去。毛人凤、徐中齐感到情况愈发急迫，遂下令将其余人员的屠杀时间提前于当晚进行。由于将军衙门到原定的龙泉山距离有三四十公里，去龙泉山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决定将行刑点改在成都市区新西门外十二桥附近。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了方便成都市区居民赶花会，市政府当局于1913年在青羊宫附近的西城墙处开了一道城门，取名通惠门，又叫新西门。出了新西门就是西郊河，接着在西郊河上修建了一座木结构廊桥。在给这座桥命名时，当局采纳了学者宋育仁的建议，认为此桥可以与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平分秋色，于是定名为“十二桥”。十二桥与青羊宫之间是一片菜地。菜地边上有一些乱坟。菜地中间，有一道建于抗战时期的防空壕。这道防空壕长约50米、宽约1米、深不到1米。徐中齐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行刑地点，一是因为这里是乱坟堆，夜间很少有人敢去；二是看中这条防空壕很适合掩埋尸体。
省特委会为了毁灭罪证，当天将档案材料全部焚毁。当晚8点，徐中齐召集罗慧开、龚速度等布置行动，指定罗慧开为总负责人，吴翰维监刑，艾九如等武装特务担任警戒，廖俊义负责掩尸灭迹。会后即通知稽查处立派行刑队负责执行。
当晚，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奉命率16名武装特务乘车来到将军衙门看守所。罗慧开对唐体尧说：“奉徐先生命令，禁闭在这里的32个共产党，今夜弄出去干掉，地点早已派人弄好，我们的力量不够，请你们多多帮助。”
罗慧开布置完后，叫看守所管理员谢鲁进来说：“现在就开始，按照名单上的次序，一个一个地送出来，外面敲三下门，你就送出一个，同时向他们讲是转移地方。在外面提人的不准进去，只能在外面接，一定要使里面的人不恐惧，防止他们吼起来。”
罗慧开又叫吴翰维将麻绳、白布、棉花抱出来，并叫省特委会和稽查处双方各派一人到看守所门外提人。罗慧开拿着名册站在过厅上，两个特务挟着一位“政治犯”出来时，他问明其姓名，就在处决名单上勾一笔，然后由特务队员们进行捆绑，给他口内塞进一团棉花，用白布蒙上眼睛，一面捆绑一面哄骗对方：“不要怕，是把你们转移到安全地方去。”捆好后就将对方扶上汽车。
这些专搞行动的特务，捆绑动作既熟练又快速，有的把革命志士被反绑的双手扯到了后颈下，向他口内塞棉花塞得很紧，把脸都胀红了。
刽子手们的谎言自然骗不了在血火中久经考验、有高度警觉性的勇士们。第3个被提出监狱的人，是时年59岁的王干青。王干青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绵竹暴动，曾任刘湘驻延安代表，有着丰富斗争经验。他察觉出特务们的谎言，义正严词地厉声叱问：“你们，就这样把我们黑办了？”在淮海战役中高举义旗的晏子良照准前来捆他的特务就是当头一拳，打得那人哇哇大叫。许寿真则痛斥反动派，警告他们逃不脱人民的审判。
刽子手们为了捞取好处，还在捆绑时将志士们的衣服扒下来据为己有。有一个特务就假借不好捆绑，将黄子万的棉军服剥下来自己披上。最后一个被提出来的，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女学生毛英才，她是32人中唯一的女性。特务见她身上的那件红色大衣成色很好，骗她说是疏散，将她的大衣强行脱了下来。毛英才为此又闹又跳，特务老捆不好，就狠狠给她一耳光，把毛打昏过去才捆好。
当夜11时许，32名“政治犯”都已捆绑完毕，分别装上了两辆汽车。特委会也选出16名特务，与稽查处一同组成了一支32人的特务队伍，以便一人看一个。特委会秘书廖俊义专门向特务们明确了四条注意事项：一、车到新西门稍停一下，由唐体尧去通知城墙上的城防部队和警察局派驻所，说是稽查处奉主席急令办理特别任务，叫他们听见枪声不准过来看，同时要他们派两个卫兵到十二桥桥上站岗，不准行人通过；二、到达目的地后，无论稽查处或特委会的人，都将临时符号白布条拴在左膀上；三、不准打电筒，不准吸烟，不准大声说话，不准呼名道姓地叫人，担任警戒的不准随便移动位置；四、要防止一切意外，不准任何人进入警戒线内。
随后，罗慧开即下令出发。押解32名“政治犯”的两辆汽车驶出将军衙门看守所，像一头张牙舞爪的怪兽般扎进了成都的凄风苦雨之中。
“刀剁弯了都剁不进！”
从将军衙门看守所到十二桥距离不到一公里。汽车开到金河街西较场门口金花桥桥头，因为要拐大弯，又是晚间看不清楚，司机就将车速减得很慢。路旁的武装警戒以为要停车，就紧张地用卡宾枪指着司机问：“为什么要停车？不准停。”唐体尧赶紧向对方解释，是转急弯减速不是要停车。
汽车缓缓驶过金花桥，没过几分钟就来到新西门下。唐体尧即下车去通知城墙上的城防部队和警察局派驻所，告知稽查处奉主席急令办理特别任务，叫他们听见枪声不准过来看。同时，要他们派两个卫兵到十二桥桥上站岗，不准行人通过。
随着城防部队的放行通过，两辆刑车很快驶出新西门，继而驶过十二桥。当汽车来到桥西南二百多米处时，突然停住。根据廖俊义的指示，特务们全用白布条拴在左膀上作为临时辨别符号。接着廖俊义、吴翰维、唐体尧一同前往防空壕附近察看了地形，并布置了警戒。廖俊义派出11人担任警戒，把轻机枪安置在一个大坟包上，由一名金姓中队长流动查哨。
警戒布置完毕，已是午夜12点。廖俊义从防空壕回到停车处，即令每次由四名携枪特务带两名“政治犯”前往防空壕行刑。每杀掉两人，再回来带下两人去行刑。
这一夜的成都刮着西风，下着蒙蒙细雨，天黑得让人害怕。行刑即将开始，空气更加紧张，唐体尧带来的两个手下怕得周身发抖，唐体尧只好让他两人负责看守车子。
先拉下车的是最后上车的毛英才。她被两个行刑特务左右提着臂膀，一路跑向刑场。一开始，毛英才的身体拼命地挣扎，嘴里呜呜地叫喊着。经小河沟时，她的皮鞋被拖落一只，人已没有知觉。
罪恶的大屠杀开始了。特务们把人带到防空壕后，最开始是用刺刀剁。但他们很快发现，竟然很难剁得动。吴翰维、唐体尧就跑到停车点问坐在车里的廖俊义：“刺刀剁不进！怎么办？把刀剁弯了都剁不进！”
廖俊义反问：“是哪个叫用刺刀的？”
吴翰维说是罗秘书。廖俊义就说：“刺刀是你们今天才领到的，没有开口。”
吴翰维、唐体尧想了想，说：“那只好用枪打了。”说着，他们就请廖俊义让司机发动汽车，猛踩油门，用汽车的轰鸣声来掩盖枪声。接着，每当汽车的轰鸣声响起，不远处的防空壕附近就会趁机开枪毙人。
其间，廖俊义曾打着手电筒，到车后查看情况。正好听见一位已经吐出嘴里棉团的青年问杨伯恺说：“杨老！杨老！今晚我们就完了吗？”
杨伯恺出生于1894年，曾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赵世炎等人一同参加革命活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听到这个问题，杨伯恺微笑着点了点头，脸色竟平静如常。杨伯恺和于渊是被一起杀害的，他们刚被拉下车就大喊：“我们的死期就是你们的末日！”“你们只有无耻地在夜间屠杀。”一些吐掉嘴里棉团的革命志士则大喊：“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唐体尧后来回忆，其中一人被拖到刑场时，竟挣脱了身上的绳索和眼上的布条，往田里跑了几十步，但后来被一姓黄的行刑人员追上，用枪打死了。
枪决到一半人左右，有的特务手打软了，不愿继续再打，唐体尧则说这是主官的命令，不能不干。
特务们每打死两个人，唐体尧就催促属下将尸体掀进防空壕内。等到32人全部处决完毕，已是凌晨两点多。按照事先分工，刑场掩埋与检查由特委会人员负责。吴翰维、唐体尧二人就带着稽查处行刑的十多名特务到停车处向廖俊义说行刑完毕，让廖前去检查和掩埋。唐体尧随即带着稽查处的人先行乘车返回了特委会。
廖俊义即安排金姓中队长去检查和指挥掩埋。掩埋过程中，一名特务突然发现尸堆中竟有一人未死透，正在痛苦呻吟着。这名特务竟手持圆锹，将那人活活打死。
由于防空壕附近土质很硬，特务们的掩埋速度很慢，埋的土也很薄。掩埋过程中，西边青羊宫方面突然枪声大作，特务们立马慌张起来。廖俊义连忙叫人跑到十二桥去问卫兵发生什么事，同时叫人去附近找几个农民带上锄头来帮助掩埋。过了十多分钟，他们转来说，枪声的事，桥上的卫兵也不知道，但找来了带着锄头的农民父子三人。
廖俊义即威胁这父子三人说：“你们帮着掩埋好，不准向任何人讲。”同时，他对金中队长说：“农民把土挖松后，你们就赶紧用圆锹铲，一定要在4点钟以前掩埋完。”
结果，一直到清晨5时许，刑场才掩埋完结。廖俊义这次下令撤下警戒人员，带着十多个特务乘车返回省特委会。回程中，汽车司机也恐怖得神经紧张，在金河街桥上差点冲下桥去。
廖俊义等人一回到特委会，罗慧开就出来握着他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并问是不是32个都杀了、掩埋后检查过没有。
廖俊义回答说：“检查过，但防空壕只有那么一点宽，人重（叠）人的，没法清点。”
安葬烈士，告慰英魂
十二桥烈士遇害20天后的1949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成都战役获得全胜，成都回到了人民手中。
纸是包不住火的。知情人士立即向新成立的成都军管会报告了发生在王建墓和十二桥边的罪恶行径。军管会马上组织力量在王建墓及十二桥发掘出杨伯恺等35位烈士的遗骸。遵照家属意愿，周从化烈士遗体也从重庆运到成都。
为了妥善安葬英烈，军管会在支矶石街层板厂为36名英烈制作了灵柩。1950年1月4日，烈士遗骸起灵封柩，随后在层板厂停灵15天。1月19日，在支矶石街层板厂停柩处举行隆重公祭仪式，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王维舟代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主祭，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及群众千余人参加。
次日，36名烈士遗体被运至十二桥附近二仙庵花圃内进行了公葬。一手策划和参与组织十二桥惨案的刽子手们最终未能逃过正义的审判。1950年12月7日，“十二桥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当天，制造该惨案的唐体尧被执行人员押送至十二桥畔，在当地老百姓的见证下，被执行了死刑。
196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十二桥烈士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对陵园重新进行了修葺，建立了庄严雄伟的“十二桥烈士墓”碑，并多次对陵园进行修葺、保护和改造。
1983年底，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牵头组成十二桥烈士调查组，对36名十二桥烈士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调查证实，36名烈士中，共产党员15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5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
如今，十二桥畔青草依依、翠柏挺立。十二桥烈士陵园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场所。碧血千秋，英雄不朽。十二桥烈士们的精神永远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完）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