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松寿，生卒年份不详，又名黄祥生。1928年，章松寿作为浙江五位代表之一，与夏曦、来耀先、钱志康、余驾先共同组成浙江代表团，肩负着传递浙地革命实况的重任远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
文/商报记者 应丹
在浙江革命史册上，章松寿是一位横跨工运初创、党内重要会议履职与抗日统战的多面先锋。他从杭州铁轨旁的工运火种中崛起，以代表身份远赴莫斯科传递浙地革命声音，又在浙西抗日烽火中搭建统战桥梁。从秘密筹组总工会到深入敌后建党建军，他的一生始终与浙江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用忠诚与担当在浙杭大地上镌刻下不朽的革命印记。
20世纪20年代，杭州工人运动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艰难萌芽，章松寿以铁道工人的朴素底色，成为早期工运的核心骨干。1926年，在中共杭州地委的领导下，他与蒋仁东、沈干城等同志临危受命，承担起筹建杭州总工会的关键任务——这一工作在孙传芳军阀统治的白色恐怖下，每一步都伴随着生命危险，却为分散的工人力量筑起了凝聚的核心。
同年7月29日，章松寿与其他筹建负责人在菜市桥浙江省党部召开秘密会议时，遭到军警突然包围，不幸被捕入狱。狱中经历并未消磨其革命意志，反而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为后续投身更广阔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定信念。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秘密召开。章松寿作为浙江五位代表之一，与夏曦、来耀先、钱志康、余驾先共同组成浙江代表团，肩负着传递浙地革命实况的重任远赴莫斯科。此次参会让他成为连接浙江革命实践与中央指导思想的重要纽带。长河革命历史纪念馆中，至今留存着刻画五位浙江代表赴莫斯科参会场景的浮雕，背景定格于六大会议旧址“银色别墅”，成为这段珍贵历史的实物见证。
会后，章松寿带着六大精神返回浙江，于1928年9月受省委指派前往宁波重建中共宁波县委并担任书记。他深入调查当地党组织现状，撰写《宁波工作概况》报告上报省委，为宁波地区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将会议精神切实转化为指导地方革命的具体实践。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亡之际，章松寿正式启用“黄祥生”作为秘密工作化名，毅然投身浙西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统战工作与武装斗争的双重骨干。1938年5月起，根据中共浙江临时省委部署，他以“黄祥生”的身份，与徐洁身、俞慕耕等一批党员干部，通过国民党浙西行署、《民族日报》社等“合法”渠道，被派遣至浙西地区开展秘密工作——化名的使用既规避了反动势力的排查，也便于他融入当地军政与民众群体，更安全地推进统战与建党工作。
1939 年2月，时任“一区抗卫总队”干事、党总支书记的“黄祥生”（章松寿），遵照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的指示，成功将俞慕耕介绍给以部队身份为掩护的特委组织部长彭林同志。这次关键会面为浙西游击队的改造与发展铺平了道路，两人随后以合法名义掩护身份，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逐步强化党组织对游击队的领导。
在此期间，他以“黄祥生”之名担任《民族日报》社党支部书记，利用媒体平台宣传抗日主张、凝聚民众力量，其化名也随着抗日宣传工作被更多进步人士熟知。
他还曾陪同顾玉良前往安吉与当地县工委书记会合，进一步打通浙西地区党组织的联络渠道，构建起跨区域的革命工作网络。他深入临安县余临孝边区游击队（一说为临安县山川乡抗日游击队），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将分散的地方武装逐步改造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抗日力量，为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黄祥生”这一化名，见证了他在浙西敌后最艰险时期的坚守与奉献，成为他革命生涯中兼具隐蔽性与战斗性的重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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