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绿色金融破题 打造生态文明之都全民低碳新范式
商报记者 黄家欢
“本次两会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那就是将审议《杭州市生态文明之都建设条例（草案）》，这对于杭州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杭州市人大代表过灵芝动情地说。
站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新起点”，杭州作为这一理念重要萌发地之一，如何更大力度擦亮生态文明之都金名片，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过灵芝认为，可以从“绿色金融”方向切入，将环保理念深度融入金融活动当中，以此鼓励全体市民积极参与低碳减排行动。
构建绿色积分奖励机制助推低碳生活新风尚
翻开《杭州市生态文明之都建设条例（草案）》，第65条明确提出：“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形成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节水节电等社会风尚。”
“这条规定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触动，经过前期多次走访调研，我深刻认识到，建立长效的奖励机制，能够让群众有更强烈的获得感，从而提高他们的参与性，也能让‘低碳生活’理念更加更深入人心。”过灵芝说。
当前，不少城市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如，在武汉乘坐公交，可获得“绿色积分”，这些积分能用于二次消费；在衢州，“绿色积分”不仅面向个人，还面向企业，生产过程中节能减排，政府就会给予一定的奖励扶持或配套政策。
杭州也已经开始行动，今年年初，市总工会推出了绿色出行抵扣券兑换活动，通过“杭工e家”APP的积分，可兑换地铁、公交、水上巴士等公共交通券，每天不少于15000份。“此举虽小，但已充分体现出政府鼓励绿色出行、降低碳排放的决心和导向。” 过灵芝表示。
构建碳普惠平台 拓展绿色积分消费场景
如何更进一步鼓励全民参与低碳减排？过灵芝进一步建议，杭州可以积极引入金融机构，联动全市各相关单位，共同推进杭城居民绿色出行，参与低碳排放。
“杭州可以建立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碳普惠平台，将公共交通APP、市民卡APP、地铁APP以及支付宝、高德等平台的出行数据进行归集、整合，形成个人‘碳积分’账户，并实现在线兑换各类权益商品。” 过灵芝阐释道。
另外，杭州还可以打造更多“绿色积分”消费场景。“鼓励有意愿参与其中的银行机构参与其中，提供更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参与场景。如，积分可用于抵扣银行贷款利息，可兑换商场购物券、电影券，还可以用于减免水电费、通讯费；同时，以‘钱江分’信用体系为基础，探索开辟‘个人信用消费专区’，上架守信激励商品，丰富权益商城可兑换实物商品和虚拟商品。”
从“一米视角”推动适儿化 让杭城更“友好”
商报记者 顾帅辰
自2022年6月，杭州成功入选首批14个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以来，连续三年发布《杭州儿童友好10条》，开通了青少年宫直达小区的52条“求知专线”，认定儿童友好试点单元555个，开设“小伢儿停车场”175个，儿童就医推行亲情账户一码结算……
近年来，围绕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五大友好”，杭城多种惠童举措正不断提升杭州180万儿童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但这样的友好，仍然存在着一些被人忽视的问题，今年，来自萧山代表团的吴李红，将建议的重点放在了这些“问题”上。
“我在平时生活和前期调研中有注意到，不少时候，我们仍然是用‘成人视角’来打造‘儿童所需’。像过大马路时，不少孩子要跑着过，因为有些路口的绿灯，以儿童正常的步伐速度，来不及过。又比如，不少社区健身区，80%的运动器械是适合成人的，够不到的把手、踹不动的脚蹬，让儿童玩起来也有危险。”
吴李红代表坦言，想要真正为孩子们所想，第一步便是蹲下身来，以“一米”的高度，重新观察世界。
她用例子佐证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我们市域范围内，超大型公园一个个建成开放，理论上是给孩子们假日休闲娱乐提供了好去处。但是，这些地方往往不在孩子们‘15分钟’生活圈里，实际上还是需要家长的配合。对一个孩子来说，或许还是上学路边小公园的一个滑滑梯的获得感更强。”
针对这种情况，吴李红代表提出建议。“比如，可以在较宽的马路上设置安全岛，为儿童提供临时停留和缓冲空间。在地铁、公交车上设置一定比例的儿童专用座椅，车内的扶手、扶栏等设施在原本的基础上，增设或调整一定比例的位置，使其高度和位置适合儿童的身高和使用习惯，方便儿童抓握，确保儿童乘坐安全。此外，不少孩子参观博物馆时，常常有很大的距离感，我们可以将现有博物馆的展陈、讲解说明、视觉设计等进行一定量和一定内容的适儿化改进，可设置专门的儿童服务区，更符合儿童的学习习惯。”
同时，吴李红代表认为，不妨让孩子们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让儿童有机会参与到城市事务的讨论中来，让孩子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做‘理性的小公民’。”
如何让人工智能发展有法可依？ 建议设立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
商报记者 顾帅辰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快速地影响整个社会，在今年的杭州市两会上，它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除了广议的发展和推动外，还有什么地方值得关注呢？滨江区代表沈田丰把目光聚焦在法律建设的角度。
沈田丰代表坦言，和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相比，现行的相关法律可谓“滞后”。“我国并无一部统一的人工智能法，仅有2017年7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人工智能的规制与发展进行了整体性规定。而在地方上，也只有深圳市、上海市通过了两部地方性法规。”
除了立法层级低外，沈田丰代表介绍，法律和现实的碰撞也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痛点”。
“以热度较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模型训练需要的海量数据不免会涉及到个人信息，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来看，这些信息的使用都需要得到信息主体允许，但这并不现实。而且，个人往往难以知晓其信息被用于算法模型训练，这也让‘拒绝’成了空谈。”
此外，他还提到，人工智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需要关注重点。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应当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不得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但是海量的训练数据一一获取授权实操性低、成本巨大，生成式人工智能企业难以履行此类合规义务，也使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落空。
沈田丰代表用一个比方描绘了当前的情况，“就好比是一个人养了一条宠物狗，当然要给它配上项圈和绳子，我们目前缺少的就是这个‘项圈和绳子’。这种情况下，‘宠物狗’随时都有可能伤人，我们不能等到它伤人了再去考虑相关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与快速迭代性，使得人工智能的特征、风险等因素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基于这样的状况，沈田丰代表建议，借鉴欧盟经验，在我国设立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制度，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一个安全、可控的测试与发展环境。制定沙盒的准入标准、运行规则、监管机制与退出条件，在保障公众利益与安全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在沙盒内进行创新性的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研发与试点，促进技术创新与监管实践的良性互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合规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