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北抗日部队传送密码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活动和出入。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军事情报学校。汉布尔格在此接受了射击、政治、爆破、化装、报务、跟踪反跟踪等秘密工作专业训练。
一天，一位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沈阳）执行秘密工作任务。不久，汉布尔格又被召到局里，正式把她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他叫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
1934年4月初，汉布尔格带着儿子米沙，和恩斯特一起到达上海。丈夫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她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出版家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一些图书，并拿到了她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书店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它，汉布尔格就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活动了。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后，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门的指示，他们的任务，是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指示。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汉布尔格租下了这座小楼。这样，秘密情报站便建立起来了。
深夜，奉天一座石楼里亮着微弱的灯光。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游击队的消息；在海参崴坐着一个苏联红军，他在接收这些消息。”汉布尔格回忆，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苏联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日本军队情况的报告，以及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杨靖宇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来，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于是，共产国际将这个送密码的任务交给了汉布尔格。按约定，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来人赶着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朗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学来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决心帮助他们。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做了一个简易的发报机电键。一试，发出嘀嘀哒哒的响声。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杨靖宇领导的抗日部队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支抗日武装上，并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他叫王济之。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帮忙搞到制造炸药的必备材料。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汉布尔格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她怕买多了引起怀疑，没敢多要。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时间过了，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汉布尔格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在丹东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10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实际上，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汉布尔格，但一时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国际情报组织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撤往北平，在那里重建电台。遵照上级的指示，汉布尔格带着儿子米沙和拆散的发报机先来到北平，租住在了一个小四合院里。相对于奉天，在这里的工作显得比较平静。1935年10月，汉布尔格再次接到上级命令，离开北平，去莫斯科接受任务。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在中国前后工作了5年，她曾深情回忆：“ 我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离开中国，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当1949年这个国家解放的时候，我把这一天视为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悦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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