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了支援中国抗战，保卫苏联政权，派出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潜入中国，与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德国女共产党员汉布尔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热爱中国，协助中共中央特科铲除叛徒，沟通抗日部队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搜集日、英、美等国的绝密情报资料，创造了一个“顶尖级国际女谍”的传奇。
在上海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1930年秋，中苏边境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后来成为著名国际特工的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汉布尔格。他们将从大连搭乘轮船前去上海。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1907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娘家姓库钦斯基，结婚后改夫姓汉布尔格。其父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的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母亲是英国籍画家。汉布尔格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是一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活动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等。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员。汉布尔格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她在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图书馆工作，经销德国所有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同时参加当时德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文艺活动。
未料，她23岁时与中国有了机缘。
这年，她丈夫应聘了英国人管辖的上海市政建设局工程师，汉布尔格便随夫来到上海。初来时，丈夫有体面职业，便经常随丈夫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生日派对等。但没过多久，她就厌烦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享受无异于动物。”不久，她认识了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介绍，汉布尔格逐渐在上海滩有了较前完全不同的交际圈，这对她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她认识了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我常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和他们的小儿子生活在一起……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蓄着像高尔基那样的胡须。”鲁迅在日记里，曾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四次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 Hamburger）即汉布尔格。她曾经从德国搜集并帮助鲁迅出版了珂勒惠支版画，为鲁迅主编的《奔流》发表过介绍德国左翼文学的文章。
其次，结识了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汉布尔格了解到中国的现实状况，特别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她还和宋庆龄建立了联系。汉布尔格曾到庐山避暑三个多星期，从庐山写给家人的信中谈到过对宋庆龄的印象：“她在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子做的衣裳，我穿了许多年。”
此外，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是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博士，1914年应征加入德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来到苏联，加入苏共，并被苏军情报机关录用。后被派到中国和日本从事谍报工作，有“红色谍王”之称（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法西斯杀害）。佐尔格在上海工作的3年时间里，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曾与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当时在该情报组织（包括外国组和中国组）工作的谍报人员多达上百人。经莫斯科情报总部批准，汉布尔格成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成员和助手，她在法租界霞飞路1464号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一个经常活动的秘密据点。他们把从各个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情报，特别是日军的动向和部署等情况加以分析整理，然后通过秘密的方式传递到莫斯科情报总部。
有一次，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遭特务追捕的中共地下党员隐藏在她家中，但她的丈夫罗尔夫反对，说这对孩子和她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她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了。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动静。这位中国同志得到汉布尔格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但她始终没有打听他的身份，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体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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