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精良，特征显著
成立之初总兵力约1480人的干部团，因地位特殊在装备方面尤其受到优待。除优先配备MP18冲锋枪等自动武器外，还配发钢盔，如此装备水平即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亦属上乘。干部团是目前所能确认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队伍，钢盔为其最显著特征，如此“亮瞎眼”的形象给对阵的国民党军造成巨大心理震慑。毫无疑义，钢盔来源为长征前缴获。影视作品中采用德式钢盔，但经查阅史料未发现明确记载及历史照片，所以无法确定钢盔型号。经对相关史料综合分析，有两个观点站得住脚。
一是英式钢盔的可能性比德式大。有资料显示，英式“浅碟”钢盔进入中国比德式钢盔早，红军开始长征前，国民党不同派系军队已有批量装备，而同时期国民党军装备德盔鲜见记载，因此红军在反“围剿”等作战中缴获英式钢盔的可能性更大。此外，红军配备英式钢盔有实物为证。广东省乐昌市博物馆收藏有一顶英式钢盔，其来源为1934年11月上旬红军长征队伍经过乐昌白石镇三界墟村，在老乡家借宿休整，临行时红军官兵拿不出钱财报答老乡，遂留下这顶缴获的英式钢盔作为纪念。钢盔于1986年被当地党史办同志征集，1995年被评定为国家三级文物。虽然无法确认赠予老乡钢盔的红军官兵属于干部团，但是至少说明长征之初红军拥有英式钢盔。
二是德式钢盔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但肯定不是M35钢盔。艺术家采用德式钢盔有优化视觉效果方面的考虑，但不能认定为错误，因为无法完全排除可能性。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军事合作始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于是年11月正式会见了曾当过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高级助手的马克斯·鲍尔上校。蒋介石欣赏鲍尔的才华，为掩人耳目，授予其“经济事务顾问”的头衔。鲍尔接受委任并回国挑选了46名退役军官，组成一个精干的援华军事顾问团（后在历任团长的努力下阵容扩充至120人）。在鲍尔的居中联络下，哈布罗（亦称合步楼）、西门子、克虏伯、法本等德国著名军火公司纷纷与国民政府签订军火贸易合同。因此，从中德开始军事合作到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不排除包括钢盔在内的德制军械进入国民党军队并用于对苏区作战，同样亦无法排除德式钢盔被红军缴获。但红军能缴获的钢盔绝不可能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M35钢盔，因为M35钢盔于1935年7月定型，而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完成长征，所以，即便红军在长征前缴获德式钢盔，也只可能是与M35外观类似的M16、M17、M18等早期型号。
英勇果敢，战例经典
根据史料梳理，长征期间干部团参加的主要行动共有5次，其中战斗行动3次、保障行动两次，均发生于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此处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
1935年1月架设乌江浮桥。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四团发起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历史上堪称开天辟地，因为此前从未成功架设过任何桥梁。军委纵队即将过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指挥下，整整36个小时之后，100余个巨大的门桥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摇来摆去。浮桥架设完毕后，刘伯承在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军委纵队于3日在江界河渡口跨过乌江。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
1935年1月参加土城战斗。中革军委于27日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杠坡一带与川军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土城古称滋州，是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曾为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土城扼守黔北交通要冲，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此为必经之地。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于28日凌晨分兵对青杠坡川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极为艰苦，红军未能压制住川军，反被川军突破阵地。川军迅速向土城攻击，瞬间打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危急时刻，朱德和刘伯承亲赴前沿指挥。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挺枪冲锋的干部团官兵迎着敌人猛烈火力奋勇向前，呐喊声和坚定的脚步不曾有瞬间犹豫和停顿。川军惊讶于面前出现一群头戴钢盔的红军，而且打起冲锋不要命，之前国民党军从未近距离接触过戴钢盔作战的红军队伍。干部团韦国清营长指挥特科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相持到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赶到战场，与干部团协同发起冲击，这次打到了川军指挥所前沿。毛泽东一直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态势，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学员是红军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但看到川军凶猛进攻终于被压下去，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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