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沉浮两重天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广播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的胸中“激情”澎湃。他积极投入运动，贴大字报，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站在一起闹革命。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
1966年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礼遇。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和毛泽东握手。李敦白回到单位以后，人们拥来和他握手，因为这手是和领袖握过的啊。人们说：“老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啦，还和毛主席握了手呢。”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华夏。他向人们描述了与毛泽东握手的种种细节，语气中充满了兴奋和自豪。他的头脑有些膨胀了。
1967年2月，广播局成立了一个“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群众组织，并夺了电台的领导权，李敦白当选为头目之一。接着，由“夺权派”成立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李敦白被推举为“一把手”。对于这两个“头衔”，他都欣然接受。不久，他有些醒悟了，说：“不管怎样，广播局不能由一个外国人负责呀。”但很快他又“昏迷不醒”。4月8日，李敦白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狂捧文化大革命；4月10日，他又参加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并登台表态。此外，他似乎“批”红了眼，又批斗了一批在京的国际友人，包括马海德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那时，李敦白走在街上，许多人争相与他握手、围观，还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俨然成了北京城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在回忆中说：“那时我红得发紫。”
李敦白这种“红得发紫”、飘飘然的日子，只维持了6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等到9月底，他没有收到天安门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不久，他又看到英文的《北京周报》重新发表了去年毛泽东会见外宾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照片，斯特朗等人都赫然在目，而他原来所在的那个位置，却变成了一片黑。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和王玉琳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他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批判。后来他才知道，这种遭遇是因为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可是，当初把他扶到台上并加以利用的也是江青。
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锒铛入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美国特务。1973年，许多被关押的外国人被释放，但李敦白又被当作“王、关、戚”分子继续关押着。1976年末，李敦白发现报纸上关于“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的名字消失了。有一天，他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在院子里大喊大骂，声音又高又尖，是他熟悉的江青的声音。他想：“江青进来了，我该出去了。”果然不出所料，1977年11月19日，关押了9年8个月零1天的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是“文革”结束后外国专家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1982年，经过妻子王玉琳的奔走催促，公安部给李敦白作出正式“平反结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1968年入狱，是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对此，李敦白表示接受，一句气愤的话都没有说。
来往中美两国间
李敦白被释放平反后，没有回到广播局复职，而是被先后安排到新华社、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他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况且年近花甲，他觉得的确老了。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夫妇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购票，乘飞机回到美国，他们暂住在姐姐家中。王玉琳织毛衣出售，同时教授中文和中国烹饪，挣一点微薄的生活费。李敦白到学校教课挣一点钱，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个“千金”陆续来美国，并找到工作，一家人的生活状况逐渐改善。他们夫妇都是干事的人，不想虚度时光，商量好“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机会终于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到中国拍电影，找李敦白帮忙当翻译。他在中国各地为公司办成了不少事，公司对他很满意。回国后，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在《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播出。这样一来，他在美国成了“名人”。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
几次成功以后，他们摸到了经商门径，便注册成立了“李敦白有限公司”。李敦白担任总经理，妻子是副总经理。为了公司的业务，他们从美国的东部搬到了西部，经常到中国开展业务活动。
他与中国老朋友见面，总是有说有笑，极少有悲观和怨恨。他对人生的苦难，更多的是笑对，心是向着未来的。他常说：“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月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度过的岁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那可怕的逆境中汲取内在的力量。”他坚信毛泽东思想是笔巨大的财富。回到美国后，他有时间静下来回忆往事，开始写回忆录。后来出版了《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
2004年春天，83岁的李敦白夫妇再次来到北京，除业务活动外，与不少老朋友聚会畅谈。朋友们劝他，只要身体还能支持，多来中国走走，为中美两国人民做些事。他马上站起来，学着京剧武生的做派和腔调，双手抱拳，说：“得令啊！”
李敦白作为一位美国人，远涉重洋来中国，真诚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这个东方大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其间两次蒙冤，在铁窗中苦熬了16年。他被平反释放回美国后，“爱中”之心不改，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奔忙。误会、伤害已成过去，美好记忆长存心底。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真诚的国际友人。
2019年8月24日，李敦白在美国去世。（完）
据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