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对当年教育、指导、呵护过自己的老师敬爱有加、关怀备至，就是对当年没有善待自己甚至处分过自己的张干老师，同样以德报怨、豁达大度地予以尊重和帮助。
毛泽东险遭“开除”
毛泽东就读湖南一师时，时年不到30岁的张干担任第15任校长兼数学老师。1915年6月，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颁布的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缴纳10元学杂费。”这个规定，据说最初是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内幕”一经揭穿，学生们异常愤懑，立即在全校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罢课、声讨为主要形式的抗议活动，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
毛泽东认为，散发的传单没有击中要害。他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于是，他找来笔墨纸砚，愤慨地写了一篇言辞犀利、气势磅礴的《驱张干宣言》，组织同学连夜油印了千余份在校内外张贴、散发，猛烈抨击张干媚上欺下、漠视师生、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行径，由此而引发了全校大规模的“驱张运动”，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府要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当张干得知起草宣言、组织驱张活动的人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时，恼羞成怒，决定立即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后因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王季范、王立庵等教师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才被迫收回成命，但仍然给了毛泽东“记大过”处分。9月，张干被免除校长职务，卷起行囊，悻悻离去。
“记大过”不计前嫌
新中国成立后，张干一直惴惴不安、如坐针毡：一是当年他曾给予“记大过”处分的毛泽东，如今已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二是国共重庆谈判前夕的1945年8月21日，时任邵阳市省立六中校长的他曾替蒋介石当说客，给毛泽东发电报，以老师名义敦促他“万恳应召赴渝，赞襄国政，幸勿固执，致失人望”；三是自己土改时已被划为地主，成了革命对象。毛泽东却豁达大度，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1950年10月5日，当毛泽东听说张干（字次崙）一直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课，一家六口人生活窘困、心境愁苦时，于10月11日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崙、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接信后，湖南省政府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了张干家中。
1950年10月30日，感激涕零的张干含泪展纸握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深情的感谢信。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十月三十日惠书，并为中苏条约致贺一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极为系念”一语，牵心动肠，催人泪下。
“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
1952年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张干、李漱清、邹普勋、罗元鲲、王季范几位师友共进午餐。他躬请张干坐上席。这两位曾有“过节”的师生分手35年后在首都握手畅谈。
席间，毛泽东亲自为老师们夹菜，逐一敬酒。饭后，又陪同他们参观中南海、看电影。毛泽东还用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买了一套盖被、褥子、布毯、毛呢服、枕头、枕巾、面巾、袜子、香皂、牙刷等生活用品。心怀愧疚的张干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1952年9月27日上午，毛泽东又安排张干等师友游览了颐和园、故宫等名胜古迹，还乘坐飞机鸟瞰长城和京津风光。11月8日，毛泽东与4位师友在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晚上，再次请他们吃饭、看电影。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每人送来零用钱100万元（旧币）、一套衣服和一件毛呢大衣，并特地给他们每人捎来鹿茸精一瓶，诚望老师们多多保重身体。作为大国领袖，如此耐心细致、体贴入微，实为罕见。
“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
20世纪60年代初，张干因疾病缠身、工作不便，生活颇感拮据。1963年初，他在病中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接信后，毛泽东于1963年5月26日复信：“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3页）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即是毛泽东托周世钊给病重的张干捎去的2000元钱！这在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40元左右的年代，可谓相当大的一笔款项。他在同日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惇元兄：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崙先生为盼！”（《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29页）对于毛泽东捐弃前嫌、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耄耋之年的张干逢人便说：毛泽东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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